2022年，《余的贵州札记》专栏继续推出新玩法。贵州学者余未人自写自录，用文字和音频立体呈现她对文化的思考。

1939年，陕甘宁边区被几十万大军重重封锁了。何谓封锁？国民党顽固派称，一斤棉花、一尺布也不准进入边区。

陈希文幼时生长在海外，出了校门当教员、做编辑，初到陕北时。分不清糜子和谷子，也不知谷子就是小米，更不知道它们是怎么从地里种出来的。陈希文感觉到，开荒种地对自己而言，就是初上战场，自己是名副其实的战士。

陈希文校长（1903-1994）

陈希文所在的一支开荒大军，是由工人学校的师生八百多人组成，浩浩荡荡。分配到的开垦目标并没有丈量，而是由上级单位人员指给一坡坡山梁子，就去干吧！有十几亩的，有二十多亩的。

顺着风势，先放一把火，把满地杂草哔哔啵啵地烧，雀鸟、鼠类四下逃窜，跑不及的，就成了烧烤野味。垦荒战士在焦土上用锄头挖，发现底下的黄土还是松散的，延安一带并非亘古蛮荒之地。其实这里从夏代就有了村镇，只是百年的战乱，才致赤地千里，荒无人烟。

359旅在南泥湾开荒生产 图片来源：抗战图书馆

初挖几锄，陈希文觉得这活儿并不难。可是，才挖一个多钟头，水泡就一个个地在陈希文手上隆起。

几天的连续作战，又是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他手上的泡磨破了，辣乎乎地疼。他悄悄观察，一个年青工人，可当得自己三个劳力，内心愧怍，可双手就是不听使唤。

开始播种了，学员们摩拳擦掌的争相参加。可是，一粒种子一粒金。只有从小扛锄头长大的农民学员，才有机会竞争参与播种——这是纯粹来自民间的智慧和规则。

山地没有灌溉系统，中耕也只是锄一锄草，并不施肥。那珍贵的小米就任其自然生长。收获时，田野上欢声笑语一片。小米连杆割下，一起背到场上去碾。一捆五十多斤重，最远处有好几里山路。那平日里诗情画意的一座座山梁，这会儿现出灰褐老底，凶相渐露了。陈希文走在其间，人连带着负重的小米，仿佛不时会被它吞噬。陈希文气喘吁吁，力不从心。读书人的脑子常常天马行空。他忽然有了一个主意，越想，越觉得这主意不错。回到地里，他便郑重地提了出来：

“大家干嘛要背着草杆子呢？就把小米穗子剪下来运去碾，不是省力多了吗？”

“哈哈哈哈。这小米杆子就扔在地里？”

“牲口就让它饿死？”

“我的同志！这小米杆子也是宝哩！牲口吃它，人要用它。不说别的，你铺炕也离不了它哩！”

他这才觉得自己考虑太欠周到。

于是，他咬咬牙，把背上的小米杆子堆得像座小山。背到场上，然后用石磙子碾。没有牲口的时候，要四五个人，以至七八个人，才能抵上一头不起眼的毛驴子，把石磙拉转。人在这里，力量太微不足道了！最后扬场落下来的，仿佛不是小米，而是粒粒沙金，一片灿烂。

南泥湾战士编筐劳作 图片来源：抗战图书馆

收获的季节，让他想到了大生产运动的源头——1939年2月2日，毛泽东在党校礼堂发表了一个著名演讲。听众有三百多人，坐在用木条钉成的一排排长凳上。陈希文在现场。他听到毛泽东那嗓门洪亮的湖南话。湖南话听起来很费劲，但他那诗人一般的演说气场，震撼了全场听众：“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

收获的季节，陈希文的手渐渐变得粗粝黝黑，有着用不完的劲。这是自己的手吗？从未体会过的一种感觉涌上心头，这是一双能够创造各种物质的手！亲手种了小米，更能嚼出那小米饭的香味。自己与从前那只能握笔的生活彻底告别了。

1939年以前，延安在天主堂附近，才能见到传教士种的西红柿、洋芋。而这两种“西”“洋”菜，仿佛是传教士的专利，他们秘而不宣，当地老百姓也不会种。

延安天主堂  图片来源：超梦说

大生产运动起来后，能人辈出。白菜、萝卜、黄瓜、大蒜、韭菜、西红柿、洋芋，忽而落户延安。外面世界里有的菜，这里全都种上了。

陈希文有空，他便到牲口来往多的大路上拾粪，然后沤熟发酵，这是他的一个“小爱好”，也是一项自己从不告人的义务劳动。琳琅满目的蔬菜，施给哪一片地呢？他选择西红柿。西红柿让他联想，因为有一个人特别爱吃西红柿。如果她还活着，如果她也在延安……延安夏天很热，日照长，又没树荫，西红柿飞长，红得像一团火。这种莫名的遐想，不时会掠过心头。这是他对女友陆菊如无尽的思念。

纺线，这是绝大多数人没有接触过的。人人纺线，是边区的一大壮举。1939年冬天，周恩来、任弼时、邓颖超、康克清等同志，都亲自参与纺线。在纺线比赛大会上，一百多辆纺车排在一起，轰轰烈烈，如同天然大工厂。那种气派，真是前无来者后无随。

延安纺线  吴印咸

纺线没有硬指标，而由每个人自认，折合成小米来计算。陈希文开始自认一年纺3斗小米的任务，渐渐熟练后，他给自己加到6斗小米。原料呢，有时纺羊毛，有时纺棉花。线分等级。陈希文特别喜欢这种需要专心致志的活儿。他纺的线，质量都不低于二级。他干这一行，比开荒种地得心应手，看到毛线纱线源源纺出，信心越来越足。也有人开荒种地是把好手，就是学不会纺线，纵然使出九牛二虎之力，线总也纺不细，为纺出的废品而一筹莫展。

捻毛线 图片来源：《沙飞纪念集》

从这里，他想得很多，尤其想到了一本书，是自己读过的一本法国社会学家的著作《社会分工论》，王力翻译，商务印书馆最早的版本。陈希文从这两种劳动的不同状况让自己对此有了深切体会。以后，当他走上领导岗位时，特别想到了要把最合适的人放到最合适的地方，人尽其才，各得其所。这个体认，让陈希文一生一世能够与各阶层知识分子和普通工农群众和美相处。

纺了毛线，自己用竹针一针针地织毛衣。许多七尺男儿都学会了这套手艺，有的还受用终身。陈希文在贵州大学任职时，业余时间自己用竹针织了一件毛背心。当时如果有心，真该将其作为文物收藏。

在严密的封锁下，延安还是有一条通道，从外界补充给养，就是到宁夏的盐池去驮盐。盐池也属边区，可以和延安自由往来。而国民党顽固派在封锁边区的同时，自己也落了个“画地为牢”——国统区没盐吃。这缺盐的滋味，红军从前在江西曾经饱尝过；而这次，却是轮到国统区喝淡汤了。

延安各机关都将自养的骡子赶到盐池去驮盐。一头骡子能驮两百多斤盐。有了盐作为本钱，就和国统区的客商秘密以盐易物，私下成交。于是，国统区的布匹、药品等物资，也就源源不断地运进边区来了。这让敌人的封锁难以奏效。

马、骡子、毛驴子，是陕北的三大交通工具。首长配有马，骑术都不错。张浩和他的警卫员，都是骑马好手。陈希文随张浩一道出门，是骑骡子。骡子高，力气大，陈希文一骑上它，它就又蹦又跳，乱窜乱跑，总也跟不上张浩的马。张浩便让警卫员教他骑骡子。飞奔当然惬意，但容易摔跤；而真正的佳境，是让骡子均匀地、长久地小跑。

宝塔山下 吴印咸

1948年1月，陈希文曾和六七个同志一道，从山西忻县出发，到河北的西柏坡参加军工会议。这次是骑骡子。这是一次惊心动魄的行程。因为一行人要通过阎锡山设在忻县的封锁线，很难隐蔽，随时都有暴露的危险。

经过延安十年的磨炼，这次远征，是对他骑术的一次“总考核”。过牧马河时，骡子需在又宽又滑的冰面上奔走。陈希文骑在高大的骡子上，潇洒扬鞭，驰骋自如。他已经成为一位剽悍的骑手了。他们晓行夜宿，奔走了七八天，胜利到达西柏坡。

毛驴子矮矮小小的，是陕北最具特色的交通工具。男子骑毛驴，像骑马那样，把双脚跨开。看那些小脚妇女，头发梳得溜光，插花带朵的，将双脚并在一侧，悠悠然坐在驴背上，细颠细颠地前行，真是一绝！

妇女骑毛驴  吴印咸

搞“大生产”那阵，为拖水上山浇地。陈希文也骑过毛驴子。毛驴子个儿小，小心眼儿却特别多，一般人难以招架。它会猛颠上三两下，如果觉出背上骑的是个生手，便盯着奔向路边的石壁、石墙，它拼命往里靠，石块越尖锐，它越来劲，猛蹭一阵，让那石块狠狠磨擦人的大腿。即便你是熟手，不经意间，你只要稍稍打个盹儿，毛驴子马上感受到骑手的懈怠，它背一拱，便将骑手从驴背上拱下来，特别狼狈。陈希文就多次领教过。好在毛驴子个头矮，他摔得不重。

经过和毛驴子的一番较量，陈希文总结出了应对之策——毛驴子不甘于让人骑在胯下，天生会使坏！当毛驴子企图动用这些招数的时候，他先下手，把缰绳一抽，毛驴子马上会意，这是个不好惹的主儿！它便乖乖收敛了计谋，老老实实上路。几次较量之后，毛驴子终于“黔驴技穷”，成了陈希文参加“大生产”的得心应手的工具。（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