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贵州｜《解放贵州》第八集《共浴新生》

贵州六频道《记忆贵州》栏目正在播出十集系列电视纪录片《解放贵州》，分别为《天际惊雷》《垂死挣扎》《地下尖兵》《运筹帷幄》《势如破竹》《土崩瓦解》《改天换地》《共浴新生》《清匪反霸》和《继往开来》，以解放战争历史纵线为轴，集中讲述了贵州解放的战略背景、战役决心、决策内幕、战斗经过和人物故事等。

2月8日周二20点10分，《解放贵州》第八集《共浴新生》将在贵州广播电视台科教健康频道（贵州6频道）《记忆贵州》栏目播出，敬请届时收看。

第八集
《共浴新生》

这张照片记录下的是1950年9月15日贵州省人民政府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在贵阳召开时的情景，在一群穿军装的代表中站着三位穿着长衫的老先生，分别是平刚、周素园、张彭年先生。

曾担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秘书的平刚，曾在日本成立了同盟会贵州分会，这个《贵州革命先烈事略》的作者，为保贵阳曾抬棺为民请命，因不满蒋介石政权统治，不肯出仕为官的人，却与他的老友，跟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周素园先生，积极抗日救国的张彭年先生等一起接受新成立的人民政府邀请，共同参加了贵州省人民政府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这几位，都是当时赫赫有名的贵州籍爱国民主人士。从这张合影中可以感受到这些从旧时代走过来的爱国民主人士，对于解放贵州，对于新生的人民政权的关切和认同。

不仅是像平刚，周素园，张彭年这些早年就投身革命，历来同情人民解放运动的爱国民主人士是需要争取团结的对象和力量，还有那些曾经是革命的敌人，只要愿意站到人民的立场上来，新生的人民政权一样向他们敞开大门，这就要讲到原贵州军阀代表人物之一的王家烈。

王家烈出生在贵州遵义桐梓县一个贫苦农家，年轻时曾背盐为生,后加入黔军。1929年，周西成在军阀混战中身亡后，在和桐梓系军阀的实力派人物，如毛光翔等几经争斗后，王家烈执掌了贵州大权。1934年底，中央红军长征进入贵州。蒋介石借“追剿”红军之机，借机控制贵州的军政大权，王家烈被迫辞去省主席和军队职务，离开贵州。1945年抗战胜利后，王家烈在蒋介石的逼迫下从军中退役，回到了贵州桐梓老家。1947年已下台多年的王家烈当选为桐梓县的“国大代表”。次年，他到南京参加“国民大会”。

1949年底贵州解放后，人民政府既没有清算当年“围剿”红军的“旧账”，也没有追究其为国民党政权服务的“新账”，而是派专人将王家烈从桐梓接到省城贵阳，省委书记苏振华和省政府主席杨勇还为他专门举行了欢迎宴会，对他没有去台湾而选择留在故土的举动表示高度称赞，希望他发挥自己的长处和优势，扔下历史包袱，积极参加新中国和自己家乡的建设。

贵阳虎峰别墅（图片来自网络）

1950年7月，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王家烈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后历任贵州省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人民委员会委员。1955年当选贵州省政协副主席。在土改中，王家烈曾将自己在贵阳的私宅“虎峰别墅”卖掉，以偿还在旧社会对农民欠下的剥削债。从背盐苦力到一省之长，从抵抗红军再到与人民站在一起，王家烈一生中的起起落落，最终使得他能够选择一条光明的新生之路。

解放初期，由于国民党残部拦路抢劫，商旅裹足不前，城乡物资不能顺畅流通，加上原材料紧缺，产品积压，资金周转不灵，少数工商业者停工停产，发不起工资，又导致劳资关系紧张，这些情况使得本就不算繁荣和发达的贵州工商业雪上加霜。当时贵阳味莼园老板孙绥之同样在为这些事情导致的经营困境而发愁，更叫他担心的是，接到通知，要在他的厂里临时驻扎解放军，以前在旧军队里当过兵的孙绥之深知兵“大爷”的厉害，稍有差池，自己辛辛苦苦打拼下的这点产业怕免不了要付诸东流。

但是不久这些来厂驻扎的解放军就用实际行动打消了孙绥之的顾虑，他们不仅秋毫无犯，而且知道孙绥之有文化之后，还主动赠给他《共同纲领》《论人民民主专政》等书籍，劝其好好学习，搞好生产经营，促进市场繁荣，这使得孙绥之受到很大的启发和鼓舞，欣然接受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委会委员的聘书，积极参加各种学习活动，接受党的教育和帮助。同时贵阳市委市人民政府为了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精神，大力扶持对国计民生影响较大的行业，采取了减免税收，提倡生产自救，派解放军押运物资，开展物资交流会等措施，不仅解决了孙绥之经营企业的燃眉之急，使他切身体会到新旧两个政权对待工商业的截然不同，同时极大的促进了市场和经营条件的改善，提振了广大工商业从业者的信心。

说到解放前贵州文艺界，有一个名字是不能不提到的，那就是蹇先艾，蹇先艾1928年返乡结婚，这次返乡促进了蹇先艾对贵州较为全面的了解，扩展了蹇先艾小说创作的视野和题材范围，这些作品不仅集中反映了20世纪上半叶贵州地方社会的现实图景，而且具有较高的文学理论功底和文字造诣，曾被鲁迅先生大为赞赏，贵州解放的时期，蹇先艾选择留在了家乡。

1950年1月30日贵州省文联筹备会成立，申云浦任主席，蹇先艾、邢立斌任副主席。创办了《贵州文艺》和《贵州画报》两个刊物，成为团结新老文艺工作者发展新文艺、新美术的桥梁。此后，又相继展开了美协、音协、剧协等的筹备工作，对于宣传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扩大党的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

蹇先艾之子蹇人毅：我父亲就说既然成都有一个西南文艺，那么我们贵州就用贵州文艺吧！因为他成都可以，四川就可以代表西南地区，我们贵州不能夜郎自大，所以就用了《贵州文艺》，最后才发展成《山花》嘛，其实我父亲应该算是最早的奠基人。

长期遭受残酷反动封建统治，加上伪政权时代，所谓“大汉族主义”所赐予的孤立，亦使在贵州生活的少数民族长期处于社会地位卑下，而且社会经济关系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医疗教育几乎无从谈起的境地，外来的统治压力及经济剥削，已造成严重的愚昧怯弱，而内在阶级的生产关系，又助长了各族的贫困，因此，贵州省少数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长期承受着因政权统治人为造成的沉重灾难。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六军四十六师136团一营卫生所卫生员杨松：解放军把我的烟打湿了，那个解放军就要赔我，他说对不起要赔你。当时要讲真人思想嘛，当时我就觉得还有点害怕解放军，就说算了不赔了，没事，没有多少。但是他坚持要赔，对我影响很大。我就问他，我说解放军我去当兵行不行？他说可以啊。所以1951年1月份我就去报名参军，当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六军四十六师136团的一营。

原二野五兵团19师教导大队二中队学员王廷立：因为我也是本地人，我也是贵州人，我会说布依话，我们营长说，地形你也熟悉，加上你是贵州人，布依话你也会说，一是搞你连的工作，二是你来当宣传员，喊老百姓搬到山头上在洞里去住，牛、猪和吃的各种家用的这些东西全部拿到山上洞里面去藏着，后面一去的话，我用布依族的话喊着，不要怕，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们不是国民党部队，我们是为人民。我把布依族的喊了，他们想，解放军会说布依族的话，说去一个人看一下，先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就来了，来一个人的话，用布依话和他一讲，你去把人喊回来，不要怕，我们不侵害你们，你们一颗粮食我们都不要动，我们要喝你们的，都要你们自愿，要有组织的有纪律的要，我们不是无故的要，这样子的话，一个喊一个，一个喊一个，一天一夜就把山上的群众全部喊回来了，喊回来之后，我们就组织农会，选村主任，选农会的主席。

方方面面都让贵州的少数民族同胞发自内心地认识，接纳了共产党的主张和新生的人民政权，因此许多少数民族同胞一看见解放军路过，就常常自发地在路边欢迎、慰劳，并集群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正是在中国革命历史洪流的必然推动下和中国共产党人执行的正确政策作用下，无论是作为“前朝遗老”的平刚先生，还是在旧制度下挣扎逐利的孙绥之先生，亦或是当年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在战场上你死我活拼杀的旧军阀王家烈，再或是当年无党派文化界人士蹇先艾和以少数民族同胞们，都可以在新政权的感召下，不仅可以有“立足容身”之地，而且还都能以主人翁的姿态开始焕然一新的人生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