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文化老人 | “名符其实”的教育家凌秋鹗

在现代贵州历史舞台上，有一批值得被我们熟记的文化人物，他们是录入了贵州反清斗争中第一个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贵州辛亥革命先驱平刚，民国《贵州通志》的总编纂任可澄、杨恩元，中国建筑学奠基人之一的朱启钤，享誉全国的大书法家严寅亮、萧娴，著名出版家、作家、教育家谢六逸、马宗荣等。动静为大家选编了宋洪宪《贵州现代文化人物》一书中的篇目，讲述他们的主要履历，介绍他们在文化事业上的突出成绩。

“名符其实”的教育家凌秋鹗

凌秋鹗（1876一1943年），名云，字秋鹗，清光绪二年（1876年）7月16日出生于贵阳一户城市贫民家庭。父早丧，家事靠其母陈夫人主持，生活艰难，恃二兄经营维生。少读私塾，异常刻苦用心。年稍长，中秀才。后在家乡以教私塾为生。

1901年，25岁的凌秋鹗与黄干夫、卢以庄、贾一民等在贵阳忠烈宫创设了“算学馆”，研究算学、物理、化学、生理卫生及一应新知识。1903年，凌秋鹗与黄干夫约集34人在算学馆的基础上组织“达德书社”。次年，以他和黄干夫为主，由书社创办了民立小学堂。1905年，民立小学堂更名为达德学堂，黄干夫任堂长，凌秋鹗任董事。当时学校经费拮据，教员系尽义务教学，凌秋鹗还亲自做勤杂工打扫学堂。1908年，凌秋鹗任达德学堂堂长。3月凌秋鹗与黄干夫、张彭年等创设改良私塾研究会于学堂内，凌秋鹗、黄齐生等在周日集合省城私塾教师，讲解新知识、研究教授方法。此后直至1911年，凌秋鹗一直担任达德学堂堂长。辛亥革命后，贵州成立大汉军政府，凌秋鹗被延聘为财政部常务坐办。1912年，凌秋鹗充任全国教育会议贵州代表赴北京开会。1913年11月20日，凌秋鹗出任安顺县知事。1915年6月，袁世凯亲信龙建章任贵州巡按使，由滇入黔，道经安顺，凌秋鹗因不善逢迎被撤职，返回贵阳达德学堂。1915年，袁世凯欲复辟帝制，组织筹安会予以鼓吹。9月19日，凌秋鹗与聂守微、黄齐生等领衔以贵阳达德学校名义致电筹安会，明确表达反对袁世凯复辟称帝。1917年，达德周刊社成立，凌秋鹗为总理，黄齐生为编辑主任。4月1日，《达德周刊》出版，此为贵州有教育性专刊之始。期间，凌秋鹗又编撰《贵阳达德学校一览》。1920年，凌又以常务董事名义实际负起学校的领导责任。是年，达德成立了中学部。为顺应时代潮流，提倡白话文，凌秋鹗要求教师用白话文上课，为此遭社会守旧势力反对，甚者动员子弟改读他校。凌秋鹗、黄齐生办《达德学校学生白话文成绩周刊》并在其上撰文与反对者激辩。在凌秋鹗前后主持达德校务期间，还倡导并公演文明戏；提倡笃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妇女解放，反对妇女缠足和包办婚姻等。这些活动在社会上产生轰动效应，对传播新文化新风俗，反对封建落后的旧文化旧风习发挥了重要作用。1922年，凌秋鹗再度担任达德学校校长，在他的主持下，学校蓬勃发展，增办了女子中学。学校鼎盛时，有男女小学、中学共18个班级，在校生达千余人。学生来源除贵阳外，尚有全省三十多个县的子弟在达德就读。

达德学校的迅速发展和进步名声，招致贵州地方政府的恐慌。1927年8月4日，周西成以“结党营私，谋为不轨，勾结党人，捣乱贵州”的罪名，解散达德学校。凌秋鹗痛心疾首，发誓一定要恢复达德学校。经他与达德校友以及社会各界人士不懈努力与贵州地方政府的交涉斗争，1929年8月4日，达德学校得以复校。由于身体欠佳等原因，凌秋鹗退为教员。但因德高望重，学校一应事务，他都参与决断处理。除在达德学校授课外，凌秋鹗曾在南明中学任教近十年，在国立贵阳师范学院任教三、四年。抗日战争中，达德学校因避日机轰炸迁址南郊摆郎乡，凌秋鹗亦迁居文萃乡。由于他年高体弱，很少到学校去，但仍时时关心学校的情况，数次致信达德学校校长，在一封封长达数千字的信里，对各教职应尽责任、教师训育之道、财务管理、学生教育、学生伙食等提出了自己的改进意见。甚至在他临终前一个月之内，这样的信就有好几封。他所倾注一生心血的达德学校，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当时贵阳最为活跃、影响极大的抗日宣传文艺团体“沙驼话剧社”“筑光音乐会”总部都设在校内；八路军贵阳交通站也将站址设在校园内；贵州地下党的一个支部，也在校内活动。当然，这同达德学校长期形成的进步、革命氛围是联系在一起的。

1943年9月5日，凌秋鹗因病在家中逝世，享年68岁。

回顾凌秋鹗从事教育事业的历程，首先是其教育目的十分明确。在达德学校兴办之初，凌秋鹗、黄干夫就按照《礼记·中庸》里“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的古训，定校名为“达德学校”，并将“智、仁、勇”作为校旨，意寓把学生培养成智、仁、勇兼备的“达德”人才。达德又以“好学、力行、知耻”为校训，让学生铭记于心，永世不忘。达德十分重视高素质的智育，而且追求学以致用，好学与力行结合，鼓励学生结合书本知识，从事进步实践。当时中国饱受帝国主义欺凌，封建王朝及军阀成为帝国主义压迫掠夺中国人民的帮凶，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国难深重。而国难就是国耻，国耻就是最大的耻辱，因此凌秋鹗鼓励学生要“知耻”走上斗争疆场，勇雪耻辱。无产阶级革命家王若飞，就是达德学生，他很深刻地理解达德校旨校训，在他的《对于过去所受母校教育的印象》一文中写道：“达德学校的创办者们，都是受当时革命的影响，不满于旧的封建专制神权迷信的生活与知识，极力在追求新的出路。”“他们创办这个学校的动机，不纯是为着儿童教育的目的。我们要明白‘学校’这一名词在三十年前的贵州环境中，它是代表一种科学与民主的思想，是一种革命的组织。在当时的清政府看来，它是聚徒讲习谋为不轨的革命党；在一般反动顽固的豪绅地主看来，它是‘离经叛道散布危害思想的洋学堂’。他们都带着很深的仇意来敌视它，压迫它。所以当时办的学校，绝不是可以脱离政治斗争的，当时学校的创办人，都多少有革命进取的精神，而被旧社会中人称之为‘新派’。”他的这番话，是对达德校旨校训的最好说明。一位办学者唯有办学思想、办学指导方针正确，才能为社会培养出所需要的合格人才。凌秋鹗以一生实践证明着当初为学校学生教师所订立的校旨校训。

在办学中，凌秋鹗对学校各方面都严格要求。“校长者，全校之首领也。凡首领之才，不必有奇行异力，只须：一、集思广益；二、开诚布公；三、信赏必罚；四、知人善任。”在学校管理实践中，他还体会到，一个学校“光有校长，没有训育、教务、事务三主任还是不行的”。把三主任比喻为学校“三台柱”，认为“三柱皆强，则校长虽不能垂裳而治，只提纲挈领，亦可观厥成”。对教师，凌秋鹗说：“教师上课，预备应详密，态度应雍容，声音应嘹亮，词语应清晰，注意应周到，如此，方能使学生集中注意力听受之，否则不惟事倍功半，直等于零。”要求教师做到“三完”，即教科书必须教完，练习本必须改完，各种测验必须考完。教完使学生能了解内容，改完须使学生能改正错误，考完须使学生最有心得。对老师的要求还有许多，以上为基本要求。对于学生，凌秋鹗说：“管、教须从严（但不可稍涉野蛮，是为至要）”，功课须认真，“临时考试，自考，须认真举行；国、英、数各科练习，每周须教务主任抽查”。“纸烟一项为害最劣，青年学者尤万万不宜。正中于此，甚为严禁”。他又说：“学校应设训导员和级任教师，训导员之责：得以全力考查学生之品行，指导学生之生活，审查学生之个性。”而级任教师，“其责在监督学生作业，注意学生勤慵，考查学生行为。”“招收学生应严格录取，勿使滥竽充数，如学生程度过低，则难于施教，也进度迟缓，结果，学校、学生两受其害。”

此外，在学校财务、膳食管理、挑选聘请教师等若干方面，凌秋鹗都探索出了一套独到有效的管理办法。

在凌秋鹗及同仁的努力下，达德学校为社会各界输送了大批合格人才，培育出许多为国家民族贡献极大的人物。其中就有曾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和八路军副总参谋长的王若飞，与王若飞同为“四八”烈士的黄齐生，曾任八路军驻贵阳办事处主任的严超俊，贵州中共地下党负责人李策，著名数学家秦元勋，著名文学家和翻译家、新闻家谢六逸，著名画家谢孝思，我省进步文化活动家刘方岳以及教育界前辈王慎余、周杏村、贺梓侪、曾俊侯等。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达德学校为革命输送了大批干部，他们中一些人更为革命而牺牲成为革命烈士。这些是达德学校办学成功的标志，也是凌秋鹗辛勤培育的果实。

凌秋鹗，一位“名符其实”的教育家！

参考文献：

1、邓宗岳：《与时俱进献身教育的凌秋鹗》，载贵州省近现代史研究会编《纪念著名教育家凌秋鹨》，2003年。

2、贺正煃：《凌秋鹗校长的教学心得》，载贵州省近现代史研究会编《纪念著名教育家凌秋鹗》，2003年。

3、凌钟芹：《父亲凌秋鹗》，载贵州省近现代史研究会编《纪念著名教育家凌秋鹗》，2003年。

4、凌秋鹗：《达校三十年忆》，载贵州近现代史研究会编《师生忆达德》，1997年。

5、何静梧：《近现代著名教育家凌秋鹗》，载《贵阳历史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

6、查继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教育家凌秋鹗先生》，载《教育谈丛》，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年。

7、凌令时：《深切怀念我的祖父凌秋鹗先生》，载贵州省近现代史研究会编《纪念著名教育家凌秋鹗》，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