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贵阳的“高家谷子，华家银子，唐家顶子”中，因为唐家的官当得最大，所以称“唐家顶子”。唐炯祖父唐源准做到钦州知州。父唐树义官至湖北布政使，署巡抚。唐炯任云南布政使、巡抚。张之洞、罗文彬是唐炯的妹夫。其子唐我圻任长寿县知县、署酉阳州知州。民国初，唐炯孙辈唐尔锟加护军使衔，暂署督理贵州军务。唐尔镛任北洋政府教育司司长、南滇中道尹。
唐家在贵州除了有名的唐家花园被称为“贵州第一园林”之外，还做了好些事。在四川时，丁宝桢捐银三千两，唐炯捐银二千八百余两委托罗文彬修葺贵阳扶风山阳明祠。出资刊刻《黔诗纪略》《播雅》《巢经巢诗钞后集》。在云南办理矿务时，唐炯与于德楷合股兴办贵阳有名的中药房“同济堂”，其宗旨为“购药须出地道，制作必须精细，配售必依法度”。唐尔镛与于德楷集股8000两银子，请周素园筹办贵州历史上第一份报纸《黔报》，1907年8月17日创刊发行。唐尔镛与任可澄、徐天叙开办师范传习所，还与李端棻、于德楷、任可澄、华之鸿等创办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与任可澄、华之鸿创办志道小学。
贵阳十九中即唐家花园旧址
唐炯父亲唐树义(？～1854），字子方。嘉庆二十一年(1816）举人，历官湖北咸丰、监利、江夏知县、汉阳府同知、甘肃巩昌知府。升兰州道员、陕西按察使，署陕西布政使。擢湖北布政使，代理巡抚。二十九年（1849）以病归，于贵阳修筑“待归草堂”（即唐家花园）闲居养老。咸丰三年(1853）张亮基奏调湖北，唐树义与朋友们宴别，以时事艰难，屡屡唏叹。莫友芝为他鼓劲，唐树义感慨地说：“唐子方自有平生，他日断不烦诸君曲笔”，真是一语成谶。到湖北后署按察使，率兵战太平军。咸丰四年(1854），于金口布防。唐炯赴金口与父亲相会，离开的第二天，太平军大军沿江而至，唐树义写下“疆吏不和，群情解体，独力难支，惟有一死”后，孤身投江自尽。
唐树义
咸丰四年（1854）唐炯在贵阳散家财办团练。咸丰六年（1856）报捐知县分发四川试用，报捐银两靠朋友接应，“用王莲生，泽春，时宰礼泉，助千金；章少青，礼筠，奉天人，时宰甘肃皋兰，寄助钞票一千二百两，乃得报捐。两君情极可感”。直到光绪四年（1878），一直是戎马倥偬。平云南昭通李永和、蓝朝鼎之反，战太平军，陕西战败捻军，率兵援黔，因功以道员用，赐号“法克精阿巴图鲁”。丁宝桢任四川总督，让唐炯帮助治理盐务，不久补为建昌道。光绪六年（1880），代理盐茶道，多年以来的盐业巨患消弭，盐引弊端基本革除。史称唐炯“性刚恪，遇事持大体，不直者，虽贵亦皆责之，以此生平多妒媢之者”。
越南历史上是中国的藩属国，鉴于中越两国的特殊关系和法国侵越给中国造成的严重威胁，光绪八年（1882年），张之洞、张佩纶先后上奏，推荐唐炯堪当军事重任，于是朝廷以“知兵”为由提拔唐炯为云南布政使，嗣后还升为巡抚。
唐炯
光绪九年（1883）十二月，法国军事行动的第一个目标是山西（今越南山西市）。山西的防军主要是刘永福的黑旗军，同时也有七个营正规桂军和滇军。法军于14日发起攻击，中国驻军被迫军事抵抗。法军依靠优势的装备，16日占领山西。滇军撤至中越边界的河口、保胜（今云南老街）一带。十年（1884）二月，北宁之战，清军全面失利，太原、谅山、郎甲等地（均为越南地名）相继失陷。越南的兴化、临洮、宣光被法军占领。二月二十九日，冯应寿、志锐、邓承修相继劾唐炯、徐延旭，由均革戴罪自劾变为唐革，徐拿问，又变为唐革，徐正法。三月二十六日，光绪谕旨：“前派唐炯督带滇军，防守越南山西等处，乃该抚并未奉有谕旨，率行回省，以致边防松懈。当经摘去顶戴，革职留任，以示薄惩。近日山西、北甯、太原，相继被陷。皆由唐炯退缩于前，以致军心怠玩，相率效尤，殊堪痛恨。著张凯嵩驰赴云南，传旨将唐炯革职拏问。”本来山西失利，唐炯只是“革职留任”，后来“北甯、太原，相继被陷”，认为是唐炯带头“退缩于前”，以至于广西徐延旭等相继效仿，所以将唐炯交刑部治罪。部定斩监后，秋后处决。李鸿章、左宗棠和丁宝桢“均密保人才可惜，请旨弃瑕录用”，但奏折均留中不报。张之洞、张佩纶因举荐唐炯而受到训斥。
光绪十二年(1886)冬至前二日勾决，亲友悄悄替他备办后事，这时唐炯在牢中已经两年了。天还未亮，陈夔龙赶到菜市口行刑处的席棚与唐炯诀别。照例由刑部右侍郎许庚身监斩，也已经驰往菜市口候旨。
北京菜市口刑场
忽然传来圣旨，免勾，发往云南，交云贵总督岑毓英差遣。刑部司员没有遇到过这种事，只好将唐炯先带回刑部。到了狱门，提牢厅不肯收受，说是加恩发遣之员，岂能再行入狱？但是到哪里去呢？唐炯在监狱已两年多，狱中房间颇精洁，要求进内暂住。扯皮扯到天都要黑了，刑部司员干脆回家不管了。还是狱卒看不过去了，同意暂宿狱内。第二天，刑部差役持公文把唐炯解送到兵部听候发遣。兵部说，如果是军流等犯，由兵部发遣。你现在是无罪之人，兵部不能过问。叫刑部差役持原文回部销差。唐炯心里很明白，刑部左侍郎薛云阶，熟悉刑名，为法学名家，这是故意装聋，任由所属司员作弄，使唐炯难堪。因为以前在四川时，薛云阶拟升任成绵道，后改署建昌道，成绵道被丁士彬占了，薛以为是唐炯做的手脚，于是借机报复。
于德楷自北京一直护送唐炯到云南。中途，又奉旨赏唐炯巡抚衔，督办云南全省矿务。从菜市口候斩变为免死又变为赏巡抚衔，真正称得上是天威难测。有种说法是慈禧觉得国库空虚，需开铜矿铸钱，唐炯还有用处，于是放了唐炯一马。
对唐炯在中法战争中的表现，有关论述多持否定态度，大都简单说他消极避战，“擅自回省，置边事不顾”，以致滇军主力推进迟缓。有的甚至说他以镇压农民义军起家，面对法寇入侵，退缩畏战。首战山西失利，唐炯难免其咎，可谓罪魁。亦有学者认为唐炯不幸成为清政府腐败无能的替罪羊。有写唐炯正面文章的则是一笔带过，采取回避的办法。总体上还是缺乏对山西之役的专题研究，以致无法对唐炯作出公允的评价。云南大学冯晓澜《唐炯与云南》论述较为详尽和客观。
我们或者可以从当事人在当时的记述中找到一些头绪。光绪八年（1882）七月初八，其妹夫罗文彬应邀到昆明。刚进布政使衙门，唐炯就和他谈起越南情况。唐炯说，听说法国已经将越南东部退还，其余地方仍然占据，主要是胁迫越南通商。而且直接告诉中国，它和越南通商，不关中国的事。唐炯还说：“政府亦疏云，法夷据安南，逼我疆宇，实为大患。”而后又说：“臣等行事，从不敢孟浪。”罗文彬觉得，朝廷“不准轻启衅端”“不可衅自我开，转滋口实”的态度，让“知兵者如何措手焉？”所以其畏首畏尾情况，可以想见。唐炯说，现在唯有广西人刘永福有军士三千人，曾接受越南职位，驻兵保胜，法人以他为患。唐炯准备去见刘永福。
无可讳言，唐炯本人认为国力疲弱，亦不主战，曾在《密陈越南情况片》中提出宁可退兵通商，不宜用兵开衅。“耗三省之力而为越南守土，在彼无丝毫之益，在我有邱山之损”。唐炯和罗文彬见面后，便去马白关见刘永福。回来后对罗文彬说：“其人颇材武可任，因抚而用之，藉作屏障。”在军饷、军备方面给予支持，还将滇军换穿衣服编入刘永福的黑旗军。“惟自固疆圉，于安南则不能救也。”这是唐炯的真实想法。何况朝廷的态度是既要顾边疆，又要维护中、法谈判的大局，正在议和，不宜开衅，“清廷战议不坚，败则为罪，胜不为功”。但是不能说唐炯就毫无作为，他一方面扶持利用黑旗军固疆，一方面竭尽心力整顿省务。短短一年时间，清查库帑、裁革夫马、归并厘卡、清理田亩、办理矿务，均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尤其是裁革夫马，“滇省二百余年夫马之累，今日始为真裁矣”。
刘永福
山西之战失利，事后唐炯回忆：“夫山西之失虽由南官通贼，非意料所及”，他认为是越南官员通法军造成的。越南王“乞降于法，与立约二十七条。其第一条，即言中国不得干预越事。此外政权利权均归法人。越王谕诸将退兵，重在逐刘团也。”十一月，法军“进攻山西，破之。刘团溃，永福退守兴化城”。一般都认为山西之战，巡抚唐炯不在前线而回了昆明，是负有一定责任的。据《清史稿》说是“误闻将议和，亟还省履任”。凌惕安先生说是“适当议和，并无战事，边防亦甚稳固，炯遂回省主政”。据翁同龢日记记载，实际情况并不如此。光绪九年（1883）十月初七，谕唐炯速赴前敌。十二日岑毓英、唐炯摺:法越无战事。二十九日，寄李、唐：岑毓英请带兵亲赴前敌，著照所请，往越南山西驻扎。唐炯著回省城筹济饷需。十一月二十日，唐炯摺：到新安。批：折回省。二十六日，唐炯摺：岑毓英十二月初十前后可抵保胜，俟面商后即回省。二十七日，唐炯报：确探山西失守情况。二十八日，寄岑毓英：越南山西被法攻破，该督即迅前进，仍揆度情况相机办理。十二月二十三日，寄岑、徐：岑毓英现在出关，著联络粤军，激励刘永福力保北宁完善之区。十年（1884）正月十五日，岑毓英报：十一日到保胜。唐炯十四日起程回省。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不是谕旨中所说“乃该抚并未奉有谕旨，率行回省，以致边防松懈”，而是奉旨回省“筹济饷需”，由云贵总督岑毓英在前方指挥一切。唐炯确确实实成为清政府无能的替罪羊。报载浙江徐立斌先生无偿捐赠的两通《唐炯致罗文彬书信》，为还原当年中法战争清军兵败原委、是非，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可惜无缘得见，不知当时真实情况如何。
越南山西之战
“治滇者自以铜政为先第”。唐炯获赏巡抚衔，以三品顶戴督办云南全省矿务后，专职办理云南矿务近二十年，因硐老山空，费尽心血，亦力不从心，成效甚微。从道光末起，滇铜生产已开始走下坡路了。咸丰时云南巡抚张亮基曾说“近年矿少质劣，石槽硐愈深，窝路愈远”。光绪十五年（1889）由户部拨款一百万两为官本。唐炯专委王炽为矿务公司总办，由天顺祥商号为招商局集股，并聘日本矿师勘探，都无结果，仍是放本收铜。清代每年解运京铜很多年份运量在600万斤以上，运量最大的年份可达797万斤，此时尚不足100万斤。至光绪二十四年，招商局亏损过巨，最后歇闭。光绪二十五年（1899），唐炯亦上奏：“厂困民穷。开采不广。请加给铜价。以保利源而杜外患”。光绪二十七年（1901），云南洋务局总办兴禄在云贵总督丁振铎支持下将云南七府矿权出卖给英法两国，且允许无矿可采时可在云南全境内“互抵”，引起云南各界的抵制和反对，惹出一场大风波，唐炯也受到牵连。三十一年（1905），唐炯因病辞官归乡。三十四年（1908），加太子少保衔。宣统元年（1909），唐炯病逝于贵阳，享年八十岁。
据说是民国初唐家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