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六逸（1898—1945），是我国新闻教育事业的开拓者之一；是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新文学家；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我国报纸副刊编辑名家。他曾主编《文学旬刊》、《立报·言林》副刊和《国民》等多种刊物，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影响。他在长期的办报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新闻、编辑思想。1929年在复旦大学创建新闻系，任首届系主任。他对新闻学研究和中国的新闻教育事业都做出了很大贡献。谢六逸先生一生淡泊名利，在短暂的生命中，在文学、新闻和教育等众多领域建树颇丰。他还是一位爱国知识分子，为中华民族的抗日运动呐喊；他极富正义感，不畏强权为民请命。他的一生为后人留下了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
PART 01 考取官费生留学日本
谢六逸，1898年出生在贵州的书香仕宦之家。祖父、父亲两人都曾在朝为官，母亲亦能娴熟诗文。他从小就在诗书的熏陶中长大，养成爱好读书的习惯，家庭教育为他奠定了很好的国学功底。有人形容他“故在窘龄，诗文已自成篇”。清末民初，由于受到新学影响，贵阳也开办了新式学校，谢六逸没有进过私塾就直接考入高等小学，后继续读完中学。他学的是新式的课程，学习勤奋，英语也打下了很好的基础。1917年，谢六逸以优异成绩通过了贵州官费生的留日考试，这开启了他的留洋学习生活。
1919年，谢六逸进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多读、深思、慎作”是他的学习信条。学习中，他开始思考社会改革、妇女以及平民教育等问题，并对文学表现出异常浓厚的兴趣。他学习刻苦，对社会问题极为关注，进入学校不久，便陆续向国内杂志投稿，在报刊上讨论各种社会问题。1920年2月，他在《新中国》发表《欧美各国的改造》，纵论世界各国改革的状况。这时他已经注意到了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并“意识到产业国有即社会主义公有是经济发展的方向”。他当时对民主就有了深刻的理解，他说“德谟克拉西（democracy）的基础，是由使人聪明的方针，配当适才于适合的场所，各人以最高效率发挥天赋的才能。”他还看到了文学与女性的关系，他觉得妇人问题与近代文学有相提并论的必要。在《平民教育》杂志上他还阐释了对平民教育的独特理解。“教国民人人都有独立人格的与平等思想的教育，就叫平民教育”，是“平等主义的教育，不是阶级主义的教育”，是“为造就一般公民的教育，不是造就少数贵族或有特殊势力之人的教育”。
PART 02 主编上海《文学旬刊》
1922年3月30日，谢六逸从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后来到上海。文学研究会1921年1月在北京宣告成立，他就成为了第一批入会的会员，《小说月报》、《文学旬刊》，是当时谢六逸和国内同仁们活动的重要阵地。此时，新文化运动的战场已由北京转移到了上海，文学研究会的活动中心也到了上海。他从入会之时起，就是文学研究会的积极支持者以及热心的撰稿人。可以说，谢六逸在日本留学期间不仅有志于文学，而且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投身到新文学运动中。回到上海，谢六逸的到来，壮大了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力量。
他于1922年4月中旬来到上海后，即进入商务印书馆“办事”，参与《综合英汉辞典》校订工作。这期间他做事非常低调，人也随和，“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即使这样，他一开始的遭遇仍然有些不顺。他这样的为人可能是让一些人觉得有些“呆”，便把他给辞退了，于是“改在馆外‘办事’”，仍然要校订《综合英汉辞典》。为了生计，他就在私立的大学上课，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原《文学旬刊》主编郑振铎离开《文学旬刊》接任《小说月报》，于是由沈雁冰、郑振铎推荐，经过文学研究会各会员决议，谢六逸正式担任《文学旬刊》的主任编辑。这是谢六逸首次直接从事报刊编辑出版活动。他独立担任该刊主编，从第58期（1922年12月中旬出版）一直干到第72期（1933年5月上旬）。在这期间，他发表了大量的文学作品。1924年4月，谢六逸担任中华书局出版的《儿童文学》月刊主编，发表了不少儿童文学作品。
PART 03 开创复旦新闻教育
在任《文学旬报》主编辑四年之后，1926年谢六逸受聘成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1929年，在他的建议之下创办新闻系。他在建议中指出：“普及教育之利器，首数报章，以其一纸风行，力能转移社会趋向也”，但新闻业的现状实在难以令人满意，只能够堕落人心，而起不到启迪和激励社会之效。所以，他提出“欲矫斯弊，从事文艺的新闻记者之养成，既示以正确之文艺观念，复导以新闻编辑之轨则，庶几润泽报章，洽自社会，言而有文，行而能远”，故拟设新闻系。
谢六逸在《中国文学系往何处去？》中阐发了他的办学思想。他主张：大学文科教育必须注重“三性”：（一）学术性——有独立完成学术的使命；（二）社会性——养成对社会有犀利的观察能力；（三）实用性——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人才的培养必须适应社会环境的需要。按照这些设想，他对新闻系的课程和实践教学都非常重视。谢六逸在新闻教育中的一项开创性工作是编制新闻学教学计划，并对各科课程列出细目，“使教与学皆有所遵循”。他在复旦大学新闻系开设的课程有“实用新闻学”，“新闻学概论”，“通讯练习”等。在《新闻教育的重要及其设施》中，他将新闻学教育的课程内容分为五个方面：基础知识，专门知识，辅导知识，写作技能和实践与考察。为了增强学生的动手能力以便将来更好地适应社会的需要，谢六逸主持的新闻系将学界和业界的精英都请来给学生们上课。文学院内聚集着国内硕学之士，有邵力子、刘大白、叶圣陶、丰子恺等人。在新闻实务方面有上海报界人士加盟授课，其中有《申报》总管理处设计处主任戈公振，《时事新报》主笔陈布雷，《新闻报》编辑郭步陶等。
另一方面，他带领学生们动手办报，边学边实践。他对实践教学的设想“一是大学新闻，要办成日刊，编辑、营业、印刷，由学生分任，教授负责指导。二是办通讯社，并且向外发稿。三是建立研究室、阅报室和储藏室。”为了扩大学生的视野，增加报界的交流，1935年10月，值复旦大学三十周年校庆，谢六逸与新闻学四年级学生舒宗侨、唐克明等筹办了规模空前的“世界报纸展览会”，展览的报纸一共包括33个国家的2000多种报纸，其中中国报纸1500多种。“世界报纸展览会”在当时广有社会影响。借世界报展以推动我国新闻业的前进，是谢六逸向社会普及新闻学知识的一大举措。
谢六逸墨迹：1930年致戈公振信
在当时，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新闻理论研究的匮乏。谢六逸非常重视新闻理论的研究，在此方面用力甚多。要想开展教学首先要有教材，这无论是对新闻理论还是新闻实践都非常重要。1933年，谢六逸在担任上海《申报》新闻函授学校教授期间，先后编撰了《实用新闻学》《新闻资料储藏研究》《国外新闻事业》等书作为教材。他还指导学生广泛地研究新闻问题，大力推动新闻的研究。在他的大力支持下，复旦大学学生先后发刊了多种新闻学理论刊物。
对于新闻教育，他明确提出要开办新闻专业或者新闻系，而且对中学生进行新闻知识的普及也是必要的。“他阐明新闻教育应该分成两个层次实施，所谓新闻教育，包含着两种意义：（一）就普通的学校来说，应该设新闻学的学科（Journalism Course）由教师讲授新闻学的常识，并指导学生为学校办‘学校新闻’。（二）就专门以上的学校说，应该开办新闻学系（School of Journalism）为本国报馆培植人才”。不仅如此，他认为中等学校设新闻课对学生有很多的益处，这体现了他对提高国民新闻素养的急切心情。在普通学校开设新闻的课程，他提出有如下益处：“（1）写作能力的养成（2）新闻阅览的研究（3）新闻好坏的鉴别（4）职业教育的预备（5）由报纸上的记载，受到活鲜鲜的教育”。
谢六逸在新闻人才的培养中提出新闻记者应当具备的能力和素质。他认为：一是身体健康，“新闻记者对于Sports 应该热心参加或选择一种作为自己的嗜好”。第二，明快，即要性格开朗，“忧郁性的人决不适宜于新闻记者的专业，像一个多愁善感的才子便没有做新闻记者的资格”。第三，机智。第四，热情。第五是常识，即知识面要广，特别是要具备一些急需的常识性知识。除此之外他非常重视新闻记者的道德素质，“新闻纸在道德方面应宣扬善良的人生，不在暴露社会罪恶，它能训练读者同时培养读者对于社会认识的正确性，应做到善良观念的启发与反省，向上意志的养成”。这也正是谢六逸认为记者应当报道的新闻的价值所在。
通过几年的艰苦奋斗，他将新闻系办得有声有色，当时获得了广泛好评，在“江南独树一帜，与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并称瑜亮”。
复旦新闻系学生与谢六逸先生合照
PART 04 编辑《言林》和《国民》
在谢六逸的编辑生涯中，最能体现出他的才干的，是他所主编的《立报》的《言林》副刊和生活书店的《国民》周刊。
《言林》在办刊伊始就将“短小精悍”作为自己的宗旨，在开场白中，他指出：“本报的标语是‘五分钟能知天下事’，因此我的开场白只能花费阅者五秒钟。小型报跟短文章，现在很流行，这是因为大众很需要它们的原故。现代人过着劳苦挣扎的生活，只能够看看小型报跟短文章。报纸面积虽小，小中可以见大。文章不怕短，短中可以见长。篇幅虽然紧缩，品质却已增高，这就是我们的希望。这块草地，从今天起开放，凡对人生社会、百般问题，喜欢开口的人，都请到这里来谈天。”这体现了谢六逸报纸要从读者需要出发的报刊思想，与《立报》的宗旨相吻合。
在编辑《言林》的过程中，还形成了为社会所称赞的“言林体”。“谢六逸提倡在《言林》上写二三百字的短文，陈子展将这种精悍、隽永的文体称为‘言林体’”。谢六逸自己就以六逸、中牛、毅纯、无堂、宏徒等笔名在《言林》上发表大量幽默诙谐而充满正义感和战斗热情的短文。
1937年春，经胡愈之推荐，谢六逸出任上海生活书店创办的《国民》周刊主编。当时，生活书店办的《新生》、《永生》等杂志相继被国民党当局下令查禁。中国正在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国民》的创办正是要呼吁民众投入抗日的民族救亡运动之中，在这危难之际，谢六逸可谓是临危受命。“谢六逸在出任主编前曾与胡愈之、茅盾商议，提出以‘无奇不有’为该刊编辑方针，得到茅盾赞许”。谢六逸主编《言林》和《国民》时都有一个特点，体现在其内容的“杂”上。《言林》刊载了谈论各方面的评论、诗歌、短言、游记、日记等多体裁文章，谈古论今，评说时事，品评各种社会现象，几乎无所不包。《国民》也突出“无奇不有”。《国民》周刊设有多种多样的栏目，内容非常丰富，如评论、专论、日本研究、通讯、小说、报告文学、随笔、札记、诗、读者信箱、短简、时事一周、新闻漫画、青年修养等。
《国民》是一份为大众办的杂志，他提出“创办这个周刊的动因，只是略尽国民一份子的责任”，目标是“希望本刊成为全国民众的言论机关”。谢六逸认为新闻事业是大众的事业，同时他清醒地意识到西方报馆发展有逐步形成垄断的趋势，而这样报纸就会成为少数人的工具而不是大众的公器。他将《国民》办得有声有色，战时成为动员民众抗日的重要阵地。在谢六逸主持下，《国民》周刊紧密联系现实生活，采用短评、专论、通讯、诗歌以及图画、照片等各种形式，宣传救亡，动员抗日，揭露当局对日妥协投降的行径。同时，也刊登一些知识性、趣味性的作品。《国民》周刊既有战斗的激情、活泼的朝气，又有悉心的关怀、温暖的问候，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发行量达到10万册。抗日救国是当时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他在报刊中发表大量的文章呼吁民众团结抗日，对当局的消极抗日他在报刊中加以揭露，忿忿地写道“逃避的心理在今日是决不许存在的啊！”
《国民》周刊于1937年5月7日创刊，同年11月19日终刊，前后共出版19期。虽仅有短短数月，但对重大事件都进行了报道。《国民》创刊之后，即与《立报》相呼应，对“七君子案”连续进行报道。“七君子”入狱后，随着事态的发展，刊物相继发表了《爱国无罪》等评论，《“爱国无罪”听审记》等通讯报道，具实抗议，据理力争，反复申辩“救国无罪，应该是天公地道的”。当时，由于当局的报刊检查，导致一些文章中途夭折，但他不畏强权，万不得已就采取“开天窗”的方式，让民众知道这是当局对言论自由的钳制。
在编辑的生涯中他还总结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方法。在杂志的编排中，他对形式非常重视，认为“美观”的形式才能引起读者的兴趣。他在版面的编排上也力求“杂”，力图推陈出新。谢六逸主张杂志的形式和编排也要“力求其杂”。他反对“杂志老是沿袭这个旧套”。他认为，杂志的形式决不能这样几十年一贯制，老是一副呆板的、僵化的面孔，而应该“在排式上求复杂，在使用铅字上也求复杂，在插图或饰图上求复杂”，时时给读者以面目一新的感觉。在主编报刊杂志的过程中，他还总结出一些很好的做法并写成书以便他人参考。如他专门撰写了《新闻储藏研究》，其中他对剪报和新闻索引两种方法进行了比较和深入研究。他对新闻标题进行了研究，指出新闻标题在现代报纸中具有“提倡快读”“引起注意”“宣传新闻”三大功能。
PART 05 报章文学与新闻为人生
谢六逸对于新闻性质的认识，可以从他的《什么是报章文学？》一文中看到。在主编《言林》的过程中，他实际上已经有意识地将新闻文体与一般的文学作品区分开来，并将其理论化。谢六逸认为“报章文学狭义的解释，应该是：以新闻现象做题材的记叙文，略称新闻文体。”“报章文学”就是“新闻文体”，其中蕴含着谢六逸的新闻本位思想，即新闻具有自身独特的属性。谢六逸虽然也属于资产阶级新闻学者，但他始终坚持认为“新闻原是事实的报道”，新闻无论其内容和形式都离不开事实，事实是新闻的本源和基础，没有事实就没有新闻”。他认为新闻是一种对事实的记录，“对于事实的记录，纯以‘事实’为对象不掺杂空想或偏见，目的在以确切的事实告诉读者，而读者所急欲知道的也是那事实，而非作者的私见”，同时，新闻也是对新近事实的报道，“构成报纸的重要元素是新闻，其最大目的是以最新的事实，用最迅速的方法，报告给读者。”他还说，“Journalism不是向后的，它的眼睛，注视前方，向前直进，它犹如站在社会的尖端而向前进的火车头一样，对于某一社会的状态与前进的方向，我们可以凭借在社会里头所有的Journalism知道得最快而且最精确”。这一对新闻本质的理解在今天依然散发着其思想的光芒。
新闻文体与普通的记事文究竟有何差别？他认为，第一、新闻文体是对于事实的记录，纯以“事实”为对象，不掺杂空想或偏见。目的在以确切的事实告诉读者，而读者所急欲知道的也是事实，而非作者的私见。普通的记事文纯以文学家个人的见解为立场，这是二者最大的区别。第二、新闻文体以简练为主，不取空泛或堆砌的描写。他以幽默的口吻说：“几篇皇皇大文，每篇长若千言，据说每篇都是数年研究的结晶品，参考书籍在数百种以上……，不幸六七十万言的杂志，被几篇皇皇大文章一塞，早己塞得胀鼓鼓了，即有空白，又再补上近于‘乌鸦在天空放屁的理论与实际’”，“这样的东西难以称作杂志”，不过是“论丛”或“论集”而已。但是，普通的记叙文字则不然，可随作者的意思抒写。“如果是游记，尽可将某地的风景详加描绘，加上作者的心境描写，也无不可。但在新闻文体，这种写法是不适宜的”。第三、“新闻文体宜写现状，不宜用回忆录或传记文体，普通记事文则不受此种限制。”
谢六逸从事文学研究提倡“文艺为人生”，而他从事新闻事业同样是以“为人生”为办报之本。他认为报刊是“反映时代，为民喉舌”，即报刊肩负着为社会大众服务的使命。他曾经撰写《文学与民众》一文，主张“文学的民众化是可能的”，他希望“多有几个替民众设想的创作天才”。在从事新闻事业的过程中，他仍然坚持报纸要为民众服务。他主张，“新闻价值的判断应该主要着眼于新闻的社会效益”。他形象地把新闻比作是大众了解社会的精神上的交通机关。“阅读‘新闻’（报纸）有什么好处？原来社会上的交通机关有两类：一类是火车、轮船、飞机。一类就是‘新闻’。我们除了物质的交通机关而外，还得需要精神上的交通机关。我们要知道现社会的活动。除了借助‘新闻’（报纸）是没有其他适当方法的。”他还说，“如果办报的人能够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就应该引导社会向前走去，不该躲藏在环境的后面，以求媚于少数的阅者。”因此，他反对将报纸当成是私人意见的发声器，而是要大家都来讲话的“公共平台”。
他曾经对中国报馆的现状发出这样的感慨：“中国现在著名的报馆里，有许多的记者连新闻价值是什么还不清楚”。“恶劣的报纸，正如毒物一般，在每天的早晚，残杀最有为的青年，颓唐健全的国民。”当时的报界现实的确让人担忧。各种低俗的、毒害人民的新闻就会大量出现。“近来上海有几家报纸，据说已经改善，颇注意社会栏，但仔细一看记事的材料，则不出‘抢’、‘奸’、‘杀’、‘自杀’。”谢六逸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还需要提高国民的媒介素养，不然光靠记者是不行的。不过他也提出“将国内的报纸痛快地批评一下，一方面促进各报的改善，一方面使阅者知道辨别报纸的好坏。”由于他对当时新闻界的大量批评，被一些学者评价为“原复旦大学新闻系第一任主任谢六逸先生才是中国媒介批评学的首创者。”
在新闻学的研究方面，他还对国外通讯社的发展情况以及世界新闻事业的状况向国人进行介绍，特别是对于日本的新闻事业他做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写作了《日本的杂志》、《日本的学生新闻》和《日本的新闻事业》等论文。这些研究成果大大地拓宽了国人在新闻研究领域中的视野，对于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PART 06 在艰难中奋战到最后一刻
由于上海被日本人占领，沦为“孤岛”，《国民》出版半年就被迫停刊。谢六逸于是离开上海转辗香港，1937年底，谢六逸携带家眷回到贵阳。这时复旦大学和大夏大学联合内迁到了西南。1938年春，两校分立，恢复原校，谢六逸仍到重庆复旦大学任新闻系主任，半年后又返回贵阳大夏大学，从此他便永远离开了自己一手开创新闻教育事业的复旦大学。不过，之后他还是继续从事着教学与办报活动。刚从上海辗转来到贵阳，就一面在学校讲课，一面与蹇先艾、李青崖等组织“每周文艺社”，1938年1月在《贵州晨报》发刊《每周文艺》，公推蹇先艾主编。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宣告成立，谢六逸被选为理事。后来由于遭受敌机轰炸，《每周文艺》被迫停刊，他于1939年4月创建《抗建》，亲自担任主编，提出“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口号。1940年，应华向渠约请，与马宗荣一道共同为文通书局创办编辑部，并创办《文讯》月刊，任主编。1944年，兼任《中央日报》（贵阳版）研究室主任，时间半年。
谢六逸到贵阳后，几乎每天盼着战争能够早日结束，但对于当时的战事他并不乐观，有着自己清醒的认识，他在《文讯》第一卷第二期上发表《敌情估计》，提醒大家要认识到所处形势的严峻，不应对敌人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而对应对各种可能的变化要有心理准备。回到贵阳后，尽管他自己生活已陷入窘境，但仍然关心着家乡社会事业的发展。1942年他发表《贵阳缺少的是什么？》一文，犀利地指出“贵阳缺少的东西不是别的，就是艺术的空气”，而“有意义的艺术可以培养大家的品格”，所以，他“希望贵阳有一所完全的艺术馆”。对场馆的内部构成等，他也提出了详尽的建议。后来，他这一建议也被当局所采纳。1943年，谢六逸被举荐为贵州省第二届临时参议会委员，1944年被选为驻会委员、第三审查委员会（教育文化）召集人，他对贵州的教育事业积极建言。1945年，贵州省主席杨森推行“短衣运动”，下令组织“剪衣队”，满街去剪市民的长衣，闹得人心惊慌。谢六逸愤然撰文《对于“剪衣队”的意见》，批评此举“不免要扰民，这就窃为智者所不取了”。《中央日报》起初拒登此文，在作者亲赴报馆并在文末加注“文责自负”后方才刊出。就在抗战胜利的前夜，谢六逸由于从1945年5月开始病情突然加重，三个月后就在贵阳逝世，年仅47岁。当时社会各界，对于谢六逸的逝世都十分惋惜，“一代报人、一名学者，就这样在贫病交加之中，极不情愿地告别人世，怎不叫人扼腕太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