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余的贵州札记》专栏继续推出新玩法。贵州学者余未人自写自录，用文字和音频立体呈现她对文化的思考。
北大的偷听与旁听，是一个有趣的历史现象，将寿生这位 1930年代北大的“偷听生”写为“旁听生”，大约是“为尊者讳”之美意，抑或是对那段历史理解不同所致。
寿生30年代风采（于北京）
八十九年前，北大著名学者胡适先生曾有如下文字，论及了二者之异。
“有人说，北平沙滩一带，从北河沿直到地安门，可说是北平的‘拉丁区’。在这里，有许多从各地来的学生，或是预备考大学，或是在北大的各个系‘偷听’，或是自己做点专题研究。北大的‘偷听’是一个最有趣的制度：‘旁听’是要考的，要缴费的；‘偷听’是不考的，不注册的，不需交费的。只要讲堂容得下，教员从不追究这些为学问知识而来的‘野学生’。往往讲堂上的人数比点名册上的人数多到一倍或两倍以上。‘偷听’的人不限于在沙滩一带寄住的学生，其中也有北平各校的学生，但多数是那个‘拉丁区’的居民。寿生先生也是这个‘拉丁区’的一个居民……”（见二十三年（1934）第131号《独立评论》上胡适为寿生《论走直道儿》一文所写的《编辑后记》。）
但寿生本人，却有不同说法，他认为，“如果他偶尔就他感兴趣的问题听过某人的课，那也还算不得是偷听生。”（见申元初《寿生文集》序）
“偷听”只是当年寿生的一个学习途径，他认为他在北大的主要行为在于“住、读、写”。
不论算不算“偷听”，这种身份没有人管束，没有学业的压力，而能自由地读书、听讲、写作。这也是寿生很满意的一种生活方式。
寿生，原名申尚贤（1909——1996）贵州省务川县人，在贵阳初中毕业后，1929年他与同学一道闯进了北平。1930年考上汇文中学高中就读。他学业偏科，国文和英文俱佳，但数学太差，两次没能考上北大。
寿生30年代摄于北京
1933年起，入住于北大沙滩公寓，寿生认为他的新学问主要来自北大图书馆、民间研究，以及与胡适、顾佶刚等文化耆宿的友好学术交往。
寿生为贵州才俊，且为才俊中之奇才。这是我从他的作品中感受的。寿生并非如一般习作者那样，由短篇小说入手。而他是在写了5篇时政论文之后，才开始写小说的。他的时论绝非吊书袋、空道理、翻译腔，而是特别生动有趣，论文构成了他小说的骨架。
寿生在构思
最明显的是《论贵州鸦片‘禁吸不禁种’之谬》。寿生自己的两个哥哥都吸鸦片，而且为此中断了对寿生求学的供给，所以他对鸦片的危害体会特深。论文一开篇就直击道：“贵州省新主席吴忠信赴任前在南京说：‘禁吸禁种鸦片，当然严厉执行，但种烟牵涉方面甚多，或非需立即全部实施。’”然后严厉驳斥了“贵州过去的经济基础，完全建立在鸦片之上”的谬论。其间有令人振聋发聩的呼喊：“短视的政府呀，你要钱就干脆向人民要，何必一定要借鸦片来转一道手，而使民族的生机减弱呢！”
在这篇论文发表三个月之后，作者又发表了小说《黑主宰》及其续篇，展示了从军营中的书记、编修，到怡然于尘世之外的王道人都是瘾君子。一个原先血气方刚立志要报杀父之仇的青年毛宝，在王道人那精美绝伦的鸦片烟具的诱惑下，堕落成为“要不为这口烟哪个来讨口”的叫花子了。可以说，小说形象化地延伸了论文的观点，用独特的细节描写塑造了毛宝和王道人这两个鲜活的人物形象，让读者能更真切地了解鸦片之毒害。此文在1999年被贵州有关学术团体评为“20世纪贵州最佳文学作品”之一。
寿生在文坛上走笔的时间只有两年，是他在北大“偷听”之余进行的。
摄于清华中学（左一为寿生）
我认为，寿生的小说并不以刻画人物个性见长，却是一把犀利的社会解剖刀。也正因为如此，胡适在其主编的、本来不发表小说的《独立评论》上，一连发表了寿生的10篇小说，其中有两篇是分两期连载，寿生这个时期在文坛上以时论、小说、歌谣全面出击。歌谣是其根，小说是其形，时论是其骨。
寿生搜集发表的歌谣并不多，在胡适主编的《歌谣周刊》上刊发过四期。但这些歌谣特别有厚积薄发的意味。
其1937年发表于《歌谣周刊》第2卷32期上的《我所知的山歌的分类》，将山歌分为号子、风流歌、虼蚤歌、盘歌、骂人歌五类，并在各类中又对在各种情景下所唱的歌加以细分。号子里面分为号头、催工歌、催饭歌、催放工歌、谢主歌、讥主人歌、讥工程歌等。这是寿生的慧心所辨。他搜集的歌谣有家乡务川的，也有省会贵阳的。
在这些歌谣中信手拈出几句，就可看出其内容丰富而有趣。比如号头唱的：“清早起，早早起，头不梳，脸不洗，搬起鼓儿就走起。”
讥主人歌唱道：“太阳出东门纳伟，主人叫工程喽为，工程来得早呵为，捱住不下田勒为，将自才下田喽为，薅其少午（午饭）阵勒为，‘二场拿是（给）你’丫伟，‘拿去要称盐’喽为，晒火窝，呀火为，晒火阳晒火为！”
这首歌看似纯客观地唱出了干活的一个过程，但通过歌者不能及时领酬的现象，委婉地讥讽了主人的不守诚信——要推到下一场才付工钱，雇工却急着要等这钱去称盐吃。盐是当年贵州老百姓最匮乏之物，盐价之昂贵被概括为“斗米斤盐”。因为雇主和雇工是长期的雇佣关系，所以，歌者不可能直接讨付，只有委婉陈情。
这种歌谣的搜集，足见寿生原本就生活在民众之中，对他们窘迫的生活境况和有求于雇主又不满于雇主的心态有着细致入微的体察。
风流歌中有一首，是摹拟女子口吻对乡间婚俗陋习的揶揄、抨击：“十八小姣三岁郎，夜夜都要抱上床；睡在半夜要吃奶，‘我是你妻不是娘！’”
这种苦涩的幽默植根在寿生故乡的土地上，也植入了寿生为文之魂。在那个年代，这些下里巴人的东西很少进入文学艺术的殿堂，社会的上层人士乃至于一般文化人（除少数的民间文艺学、社会学研究者外）没有充分认识其价值，没有做过系统的搜集研究，甚至有的还对其不屑一顾。
寿生夫妇1941年于遵义
在贵州汉族地区的乡里，“良家妇女”也不能唱一般男人可以唱的山歌，唱山歌乃“读书人”所不为。
然而，寿生却从童年时期起，便放下书生的架子，成为搜集山歌的有心人，并将其视为至珍。这些老百姓世代传承或随口吟唱的歌谣、这些黔北农村生活是寿生作品的底蕴，歌谣是寿生作品的根。这是寿生独有的优势，构成了他作品浓郁的乡土特色。另一方面，这些歌谣因其原汁原味，没有受到意识形态的干扰，是20世纪初年黔北农村生活的实写，对现今民间文学工作者尤其有着真实文本的意义。
寿生照片由寿生之子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