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美食和美景相伴，旅途和人生都难称完满，有机会的话，最好不要错过。
在“逛吃贵州”的青绿山水、寻常巷陌，有一个看得见、遇得到、闻得着、吃得上的贵州等你来。

看到眼馋处，便是出发时。

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是这几年大热的书，其中讲到，“在踏上食物链顶端的路上，使用火可说是迈出了一大步。早在大约八十万年前，就已经有部分人种偶尔会使用火，而到了大约三十万年前，对直立人、尼安德特人以及智人的祖先来说，用火已是家常便饭。这个时候，人类不仅用火当作可靠的光源和热源，还可以用这项致命的武器和不怀好意的狮子一较高下”，“火带来的最大好处在于开始能够烹饪”。
而几乎可以肯定地说，烧烤是人类最早发明的烹饪方式之一。古已有之，按照这个逻辑往下走，也许便可以解释为何我们偏于此道情有独钟，欲罢不能。

话说今年立夏前后，天气不给力，迟迟不能晴暖，阴雨绵绵，持续甚久。有朋友却已按捺不住心情，开始组织户外烧烤。说干就干。在花溪松柏山水库租了烧烤摊位，热忱的朋友们事先备好料，开几件啤酒，于烟熏火燎中开吃。

根据经验，最受欢迎的永远是各种肉，特别是肥厚多汁的排骨，一咬一嘴油，令人陶醉，虽然现在也真的吃不了太多。我每想先祖们打猎成功，缺盐少酱、半生不熟地烤将起来，也是这一口饱满的滋味最称快意，安慰人心，疗饥止馋。接下来是豆腐和土豆，而蔬菜几乎无人问津。

关于烧烤，我们这一辈人接触得不算早，原因很简单，毕竟出生在计划经济末期，肉可不是一个敞开来供应的商品。犹忆幼时，冬天家里灌制香肠，剩下一点肉，母亲就火上烤熟了，给我们尝尝鲜。现在回想，其实味道并不甚佳。有过腌香肠的经验便知道，里面要揉进去料酒，加之口味偏咸，只能说杀杀馋虫而已。

比较正式地吃烧烤，印象中应该在大学时代。花溪水库一带，每逢休息天又是好天气，远远就能看到上空漂浮的烟雾，一堆堆一丛丛都是烧烤点。我碰巧与几个物电系的理科生同寝室，他们心不灵而手巧，乐意制造工具，于是便买了铁丝，花几天功夫，楞编出一个不算漂亮却实用的烧烤架。廉价的鸡皮、鸡翅、猪牛肉，配上劣质红酒，足够我们大快朵颐了，至今相册里还有不少照片为证。

值得一说的，是在韩国。2002年，韩日世界杯期间，我被单位派到那时还叫汉城的首尔采访。物价甚贵，更乏肉食，偶尔打牙祭，最喜欢的就是当地日常百姓乐去的烧烤店。

烧烤店在汉城几乎随处可觅，面积通常不小。入座后，侍者在炭火上搁好铁架，猪、牛里脊肉必不可少，皆为巴掌厚的长方条，经火熏炙，旋即滋滋作响，香气扑鼻，侍者随即剪成小段，略加翻烤即可食。

吃时蘸辣椒酱，辅以大葱，取生菜一张卷而食之，大概是为解其油腻的意思。过了肉瘾之后，佐以白米饭一碗，海菜汤一钵，泡菜一碟，极饱，而一人所费不过万余元韩币。

韩国人吃烤肉甚有豪气，全不似平素温文尔雅的模样，标配除啤酒外，还喝一种当地所产的“清酒”，半斤装小瓶约合人民币五到六元，酒精度甚低。韩国队历史性地闯入世界杯半决赛当晚，汉城街头所有烧烤店都免费赠饮此酒。我恭逢其盛，被一拨殊不相识的韩国汉子拖住喝至天亮才放归，且执意要将其送回酒店，一路高歌过市。

酒酣耳热，击节而歌，倒真是烧烤店里该有的光景。

末了还想起一件事，据名作家汪曾祺先生的公子汪朗说，“烤”本是民间俗语，有音无字，后来北京城里有名的“烤肉宛”老板恳请齐白石题字，老爷子大笔一挥，发明了这个“烤”字。我十几年前慕名前去，早不是梁实秋文章里描写的模样，院子中间加上“大支子，十几条大汉在熊熊烈火周围，一面烤肉一面烤人”。跟一般餐馆无别，点菜坐下，烤好的羊肉装在盘子里端上来，就着烧饼吃，滋味尚好，气势则远不足矣。

来自民间的吃食，需要民间的智慧加以发扬光大，上面所说的，算是一个例子。而据历史家称，十三世纪之时，蒙古人的铁骑一度征服高丽，大概因此而导致韩国人烤肉文化的复兴，北京人吃烤肉，恐怕也一样少不了所谓游牧民族入侵者的熏陶。

话说回来，烤肉须自助，这一点非常重要，方可略为残留些原始人的意味。毕竟，从人类漫长的发展历史来看，我们成为文明人的时间非常短暂。

撰文：周之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