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物立足，以史料为盾，

虎视牂牁，鹰瞵万峰，解读历史。

第一次看见这张照片，就被这所大学如此“低调”的校门震撼了。

迁到贵阳的大夏大学校门

1924年夏，厦门大学几名教授和三百余名学生不满学校因循守旧，和学校唱对台戏，陆续罢学出走上海。这批学生到上海后，暂时没有着落，便找到王伯群。王伯群是兴义人，此前曾被孙中山委任为贵州省长，但因军阀内斗没能到任，时赋闲上海。学生中间，有个牵线人叫何纵炎，是何应钦的五弟，何应钦妻子王文湘是王伯群的幺妹，因此王伯群算何纵炎的姻兄。王伯群与带队老师欧元怀商量后，捐资两千大洋，临时在一个小胡同租了几间房子，设置了建校筹备处，另外租了几间旧房子作为宿舍和教室，便把这帮学生安顿了下来。事后证明，这两千大洋对大夏大学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

学校办起来后，王伯群利用人脉，找了马君武、吴稚晖、汪精卫、叶楚伧、邵力子等人，成立了校董会，王伯群任董事长。校名“大夏”，应该是遵从了学生们的意愿，既有从原“厦大”出走之意，又有颠倒厦大“反正”之意，还有一说乃光复华夏之意。校董会十一人，除几位原厦大出走的教授，其他大多和王伯群一样，是从孙中山广州护法军政府出来的国民党大佬们，名声显赫。因此大夏的成立，尽管校舍简陋，但校董会却是妥妥的高配。不仅如此，教师也赫赫有名，比如郭沫若、田汉等名流大家，都欣然赴大夏教书。首任校长马君武是德国海归博士，曾任孙中山总统府的秘书长，还当了两年广西省长。建校初期，学校倡导“三苦精神”，就是教师苦教，职工苦干，学生苦学，听起来似乎不错，但总感觉和学校这些大佬们的名头有些不搭调。

北伐胜利后，王伯群被重新启用，出任南京国民政府首任交通部长，此时马君武已应邀到国立北京工业大学任校长，王伯群便以董事长的身份兼任大夏第二任校长，实际主持工作的则是欧元怀副校长。欧元怀是美国海归硕士，年轻有为，厦门大学时就是教育科主任兼总务长，当年离校风波即主要因他同情学生而起，学生大多也是追随他而来的上海。因此学校在他的操持下，办得风生水起。此时王伯群手握交通部长实权，无论是银行融资还是商界募捐，相对都比较容易，加上不时有何应钦这样的自家亲戚也经常捐款捐物，学校开始了高速发展壮大时期。从胶东路搬迁到中山北路，新校面积达27亩，已然成为上海最大的私立大学之一。学科开设也全面，包括文、理，商、法和教育等。校董会更是冠盖云集，如立法院长孙科，司法院长居正，军政部长何应钦，财政部长孔祥熙，内政部长黄绍竑，外交部长王正廷，上海市长吴铁城等。

1937年底，淞沪抗战爆发后，大夏大学被迫南迁。先是与复旦联合迁到庐山，后分道扬镳，大夏迁到贵阳。王伯群与贵州新任省主席吴鼎昌均属国民党政学系成员，私交不错，吴主席也大力支持教育，划拨今河滨公园对面的原讲武堂给大夏作为校址。不仅如此，还划拨花溪两千余亩土地，作为大夏新校区。师生们亲自参与新校区建设，从当时一张如火如荼的建设情况照片看，甚至能看见是哪些班级的学生。只是由于经费问题，新校区最终没有建设起来。抗战时期，货物奇缺，物价飞涨，大夏大学作为一所私校，经费问题是面临最大的问题。学生没钱交学费，学校迁到贵阳后也没有校产出租。王伯群尽管也积极筹办实业，但还是因融资贷款困难，举步维艰，加上从前一掷千金的校董们，捉襟见肘，自顾不暇，造成学校的资金链条基本瘫痪。这就难怪大夏在贵阳次南门的这个校门，会如此“低调”，其实就是没钱。这时候的大夏，反倒颇有些贴切当年提出的“三苦精神”。

积极参加修建大夏花溪校区的师生

1942年初，王伯群渐感已经无法支撑学校开支，便萌生效仿复旦大学，将大夏改为国立公办的念头。不过，条件是希望和复旦一样，保持相对独立的办学理念和校名。为壮大声势，王伯群请辞，让实力更强的孙科接替出任学校董事长之职。提案经校董之一的何应钦在行政院提出后批准，但批准的方案与王伯群的想法相差甚远，即大夏与此前成立的国立贵州农工学院合并，成立国立贵州大学。消息传来，遭到大夏全体师生反对。王伯群也认为教育部要创办贵州大学，是教育部自己的事情。王伯群与CC系的教育部长陈立夫有些历史前嫌，他认为陈立夫是想借农工学院之手，将大夏吞并。此事经何应钦提请行政院复议，王伯群又亲往重庆斡旋，修复与陈立夫关系，最终结果圆满，行政院不但撤销大夏改国立的成命，每年还给予政府补贴。次年3月，蒋介石到贵阳，又两次召见王伯群谈及大夏，经费问题逐步得以解决。

1944年冬，日寇南侵贵州，大夏再次被迫北迁到遵义桐梓。抗战胜利后迁回上海，最终与光华大学合并，成为今天的华东师范大学。回过头看，照片上“低调”的校门，以及边上这位神采奕奕的年轻人，似乎还原了大夏在贵州的这一段真实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