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两个网络热点让许多人心头悸痛。
一个来自虚构。易烊千玺和周冬雨主演的电影《少年的你》，把校园欺凌再一次推向了公众视野。看了这个电影，有朋友说：“感觉特别痛苦，走出电影院，连轻微的呼吸都会让人疼痛。”
一个源于现实。大连一名13岁少年杀害了10岁的女孩，手段残忍，事实确凿，却因未满14周岁无法追究刑事责任，仅仅被处以收容教养。
两个热点像是一个隐喻：少年的恶之花，绝非仅仅开在虚构的镜像之中，它正在现实的大地上迎风招摇。但最令我们痛苦的是——我们似乎找不到抑制它疯狂生长的办法，甚至是束手无策。
建议为校园欺凌立法，呼吁降低追究刑责的年龄，在骇人听闻的校园欺凌和令人毛骨悚然的未成年人犯罪发生之后，这样的声音此起彼伏。但立竿见影地期待法律作出响应是不可能的。法律也不是万能的，并非所有复杂的社会问题都能在其中找到答案。少年的恶之花之所以“茁壮成长”，关键还在于我们这个社会为它提供生长的土壤。
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这是一个亘古的辩题。很显然，我们是相信人性本善的，所以才会让幼儿园的孩子们去诵读“人之初、性本善”。毫无疑问，好的教育就是让人向善的，它传递的是大善大爱大真的价值观。
但这样的追问依然不断：为何向善的教育却浇出了一枝又一枝的恶之花？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比如，复杂的人性是不可能用“性本善”与“性本恶”这样的标签来二分的，更何况，讨论人性时，我们也不能忘记人之动物性的蒙昧一面。又比如，浊清并流、善恶同存，这也是人类社会无法改变的事实。但有一点我们或许是忽略了的：当向善的教育成为整个社会的共同体认之后，我们可能遗忘了惩恶其实才是确保教育向善的底线。
教师惩戒权近年受到了广泛关注。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尴尬话题。惩戒权这一中国传统社会里名正言顺的师者尊严，为何竟然到了动用国家立法和行政资源来恢复和保障的地步？这和整个社会对于向善教育的误读显然有很大关系。
从本质上来讲，向善教育是一个艰难实现的过程，但却被许多人视为一个简单的观念，天然地认为自己的孩子就是一枚从天而降的善果，在学校里训不得、斥不得，更谈不上惩戒了。殊不知，善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恶从来也不是一夜滋生的。没有持之以恒的养成教育，对于善的自负，完全可能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教师惩戒权的旁落已是既成事实。教育在收起“棍棒”的同时，伦理训导的功能大大消解。因此，立人的教育机构渐渐异化为职业应考机构。优秀教师也就慢慢地和升学率、高分考生占比划上了等号。这种日益精细化、标准化、职业化的应考教育，与其说是学校的无奈“自保”，倒不如说是整个社会与教育机构之间的尴尬“默契”。
问题少年也正是在这种“自保”与“默契”中养成的。学生是碰不得的，不要说打骂，甚至批评几句，都会惹火烧身，引来家长的兴师问罪，最终学校不堪其“闹”，往往丢卒保帅，处分老师了事。更可怕的是，爱管“闲事”的老师还可能遭遇报复。就在前几天，四川仁寿15岁少年因在校园里骑自行车受到班主任批评，趁班主任不备时用砖头狠击其脑部，致老师重伤入院救治。15岁的行凶少年目前已被刑拘。但是，这样的恶少，平日谁来管理？老师尚难自保，何况学生？
实际上，最可怕的并不是三三两两校园恶少的出没，而是受到欺凌的学生没有可以依靠的救济渠道。挺身而出的教师固然不少，若缺乏保护与激励机制，仅仅凭热血教师的一己之力，这样的救济又如何持续？哪怕是动用警察权，其实也难以为继。就像《少年的你》中的警官郑易，他能时时刻刻为饱受欺凌的陈念提供庇护吗？不能！郑警官的保护远不如被警方视为“小混混”的刘北山来得实在。校园欺凌本来就是社会征候的表征，需要整个社会合力才能诊治。家庭、社会、学校、政府，缺一不可。
少年的恶之花迎风招摇，或许正是在于我们总是一厢情意地向善，甚至把对于善的期许幻化为善的现实，并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了对恶的警惕。有时候，连最基本的防范也荡然无存。对于恶少们，家庭实际上已经失去了监管功能，可有些舆论还眼巴巴地期待家长管束，这样的思维令人匪夷所思。试想，一个正常的负责任的家庭，能产生冷血甚至嗜血的孩子吗？学校似乎也不愿意背这个锅，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因此，极端校园欺凌事件发生后，不少学校除了人道主义的痛惜，我们看不到任何防范校园欺凌的有效手段。而更为喧嚣的社会呢，看到问题少年作恶时，又有几人能大义凛然地制止？更多的人，只不过是熟视无睹罢了。以大连13岁的杀人少年为例，这个身高已经170cm的“大人”，平日里就曾骚扰小区里的女性，可曾有人意识到这少年之恶的危害性？又有谁曾想过采取有效的措施予以约束？目睹恶行时，不是出手遏制，而是都想当然地推给下家，岂不是对于恶的纵容？
也许，当下的法律真的无法时时刻刻制服魏莱（《少年的你》中校园霸凌少女）的恶行，甚至对夺人性命的大连13岁少年蔡某某，予以三年收容教养已属“最严厉”。但我们是不是就只能任由这少年的恶之花疯长？
制度的归制度，校园欺凌已经受到教育政策顶层设计的关注，未成年人保护法目前亦在着手修订，从法律与制度层面遏制少年恶之花的生长势在必行。但要让这些恶之花彻底失去破土而出的土壤，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法律与制度上的应对，更重要的是，社会共同体不能丧失最基本的对于恶的伦理抑制功能。否则，任何一次对于小恶的纵容，都有可能是大恶的前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