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至今，我们已经看到了抗疫胜利的曙光。总在与人侃聊时，自嘲是半个冲在防疫一线的人，虽对战胜疫情无甚功用，却也近距离感受过疫情中的那些人和事，总有些画面一直萦绕在心头。
除夕夜的前日，收到了需在春节值班期间调度辖区内新冠肺炎情况的通知，心里总不平静，总有预感：疫情似乎越发的严重了。除夕夜上午，捯饬完手边的工作，怀着忐忑的心返了家。
大年初一深夜，天越来越冷，凌晨时分便如柳絮般飘飘洒洒地下起了雪，年后的春暖花开，并不像期待的那般如约而至。
大年初二下午，紧急通知到岗，没有多余的话语。越是简单明了的通知，越让人感觉到事态的严重。
我独自踏上返程的路。雪刚停，海拔高些的道路旁，松树枝桠上凝冻的冰凌满是晶莹的白和枯黄的绿。山顶还是皑皑的雪，白得苍凉，孤寂，与山下人家挂着的火红灯笼和这团圆的年总不相宜。一路行来，道上的车极少，大家似乎像订了契约般留在家里。
回到岗位，便接到通知，县内已有了新冠肺炎的疑似病例，需在岗待命，等候安排。
那一刻，我知道战役打响了。我们总乐观地以为，边远小城总是偏安一隅，总不会受到多大的波及，未曾想，这疫情这么快就到了身边，那么近，那么真实，那么猝不及防。
1月28日，大方县出现1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官宣的新闻出来后，并未引起太大的波澜。往日喧闹的小城却一夜变得安静起来，像睡着了一般。
除药店和必备的食品供应点，所有的商铺都关了门，街上偶有出行的路人，总是提着大袋大袋的食物，走得匆忙。
街上车载的大喇叭声嘶力竭地喊叫，让居民住户们尽量不要出门，减少交叉感染的可能，就像战时的动员。小区唯一的出口前已搭起了帐篷，为来往的行人测量体温，询问出门事由以及一个月来的行程及外出史，得详细登记了个人信息才能通行。
在特殊时期，党员是要佩戴党徽的，遇着危机得冲锋在前，这是党员的党性。因为工作原因，我回家总在凌晨。家楼下值班的大哥头顶的前部有些秃，瘦高的个儿，脸上总是冷峻、威严。他得24小时值班，看到我走来，他打起了精神，整装待我走过去。他看了看我胸前的党徽，微微一愣，没过多的询问，熟练地拿起量温枪对着我的额头。测温枪总不能量出正确温度，对着我的额头瞄了两次，一次28.9度，一次32.1度。他没了主意，不知如何是好。尴尬地说：“外面温度低，测不准，先到蓬里等一下。”
我撸起袖子，让他再测一次，他又把测温枪对着我的手腕往上些的地方，“嘀”，测温枪显示36.3度，他会心一笑。我问：“为什么不问我要证明？”
他莞尔道：“戴着党徽的人，即便我们不问，人家都会出示证明的。”
瘦高保安大哥笑得温柔，把冷峻的脸庞变成了憨厚的样子。
1月31日，毕节市出现2例鄂籍返黔确诊者，其中一个是妇产医院的医生，追踪接触者，县内有几个找那医生做检查的孕妇。县里紧急地做了安排，从村里、乡里到县里，每一级都有专门包保联系的党员干部，每一名接触者还有专门的医务人员定时检查。
医生们每天三次上门为接触者测量体温，检查他们的身体状况。村里和乡里的干部24小时轮流值守，防着有突发的情况，也兼顾为他们买些必需的用品及其它，满足他们一切的生活需求，让他们安心隔离观察。
为了详细了解接触者们的行程和信息，做好防控宣传，我与同事们一起逐个到接触者家里登记信息。
总担心他们会排斥我们这些接二连三打扰他们的人，每到一处都请了村里包保的干部引路，相比我们，村里的干部们与接触者更加熟络。
但我的担心是多余的，离疫病最近的他们没有焦虑，对我们这些打扰的人也那么和善。接触者谌大姐说：“都觉得不好意思，给大家添乱了，村里的舒大姐总是帮着买菜买肉买鸡蛋，每天有人来测体温，时不时地会有领导来看一下我们家，现在我就像珍稀保护动物一样，谢谢你们大家咯……”
听到这样的话总是很暖心。
谌大姐口中的舒大姐是乡里的包村干部，舒大姐告诉我：“24小时都得保持警惕，她是孕妇，生怕出其它岔子，一刻都不敢懈怠……”
我问：“舒大姐，连续上班多久了？”
“除夕后就没怎么休息，值班的时候是24小时在岗，不值班呢又得到社区内的各个村民组去排查、量体温，还有脱贫攻坚巩固的工作也不能放松……”
“每天睡觉时间都有限吧？”
“也还好的，每天睡4、5个小时就够了，值班就睡不了。”
……
确诊病人接触者涉及4个乡镇，我们逐一地走访登记。走访中，遇到的乡村干部们都做着同样的工作，也都没了周末和假日。疫情是场大考，我们都在默默地做着答卷，也期待着这挑灯夜战的努力能换来好的成绩。
2月7日凌晨1：30，微雨绵绵地下了一天未曾停歇，刚下班回家，还未曾洗漱便接到儿子发高烧的消息，在这特殊时期，发烧总是大事。还没能了解详细的情况，电话便被挂断，再也打不通。我急急地找了车钥匙，奔到楼下的车库，朝着家的方向赶。
凌晨的街道没有一辆过往的车，街道两旁红的绿的蓝的灯光急速地闪烁，睡着了的小城里只有我的心跳声和车轮溅起水的声音。快到出城关卡时，才记起来时急促，没考虑到需出具出城的证明，心里暗暗埋怨自己，却抱着侥幸心理到关卡。执勤的交警是个身材魁梧，脸蛋瘦黑的男人，看着有些不近人情的威严。他疾步走向我，我赶紧摇下车窗，他还没开口询问，我便把出城的缘由讲给了他。他快速地问道：“有没有外出史？”
“没有。”
“与湖北特别是武汉来的人有过接触吗？”
“没有。”
瘦黑脸蛋交警叫来一个护士，为我测了体温，显示36.5度。测完体温，瘦黑脸蛋交警对我说：“快去吧，慢点开车，我孩子也是一岁多，经常发高烧的，别着急……”
未作停留，道了谢，便又急急地往家赶。行至半程，就到了名为“箐梁子”的浓雾路段，道路两旁是高大的松树，连绵了几个山头，因着蒙蒙的小雨一直不停地下，四围望去都是黑压压的影子，像张牙舞爪的鬼。车灯光照着的地方却是一片的白，让人瞧不见前方的路，只能凭着经验前行。蜿蜒的路却总让记忆混淆，开车时又像在云里雾里一般，像极了婴孩学走路时那般深一脚浅一脚，歪歪扭扭蛇形地走。总是开一段得停下车来分辨方向，担心在常年来回的路上迷了道，又害怕把车开到了路牙子下面去。
战战兢兢地过了那浓雾路段，家里来了电话，告诉我孩子高烧降了下来，只是扁桃体发炎严重了些，需连续雾化几次便可痊愈。听电话的那一刻，我猛踩了刹车，长长地呼了一口气，吊着的心缓缓地落了下来。
家里人告诉我，如果工作忙就回去，他们能照顾好孩子。但思忖刚走过的那段路，胆小的我已不再有勇气再走一次，便径直回了老家。
到乡里的关卡时，我特地看了时间，已是凌晨3:50。执勤的工作人员正围着烧炭的炉子闲聊，远远地看见车灯，两个黑影便站到临时搭建的栏杆旁等着我。近了些，我才看清楚他们的脸。身材矮些，脸蛋胖胖的是乡里的工作人员，也是我的初中时的同学。见了我，眼睛瞪得大大的道：“这么晚了，你要搞哪样？”
我又一次重复了回家的缘由。另一个矮小，偏瘦的穿着制服的医生为我量了体温。一切正常后，尽管没有通行的证明，他们也让我通行，为我开了“后门”。
翌日下午，孩子已不再发烧，由于搁置了许多的工作，我便到村委出了证明，又到乡里盖了章，踏上了返程的路。到城里关卡时，却没瞧见昨晚瘦黑的交警，还来不及询问他的姓名就被跟上来的车催促前行，于是我打消了单独向他致谢的念头。生活中的我们总是遇着这样的过客，他们只偶尔在某个时刻与我们匆匆的邂逅，但他们带来的那些微小的感动，却能暖了你的心。
2月15日夜，忙完工作后步行回家，天空又零星地飘些雪，快到家时，越发下得大了。明亮的黄的灯光下，雪大块大块地飘洒下来，想把这世界变成一片白。
空旷的街道依旧安静，道路上、车顶上和屋顶上盖了一层薄薄的安静的白。
我喜欢雪，因为它与春天有关。我在盖满了薄薄的雪的道路中间来回地走，像个孩子得到心爱玩具那般欢悦。我在日记里写道：雪后总有暖阳，我期待着明日火红的太阳，还有春天。
雪后的第二日，太阳一如约定般炽热的挂在天空，从此以后，县里再也没有出现过确诊病例或是疑似病例。
三月过后，应该在春天里开的花都慢慢地开了，勤劳的庄稼人都到了地里，他们说：“今年种了好多的辣椒，定是个火红的丰收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