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少艺术作品中，丁宝桢给人们留下的印象似乎只是一个风骨棱棱的儒官廉吏，尤为人们熟知的是诛安德海，治理水患以及整顿盐政。殊不知丁宝桢还是一个洋务派，更是一个着力巩固西藏边防，抵御外国势力侵入，维护国家统一的爱国者。
丁宝桢像
同治十三年（1874），英国派出以柏郎上校为首的探路队，由武装士兵护送，探查缅滇陆路。英国驻华公使派翻译马嘉理到缅甸迎接。光绪元年正月（1875），马嘉理到缅甸八莫与柏郎会合后，率领武装探路队不事先通知中国地方官，就擅自闯入云南。2月21日，在云南腾越地区的蛮允附近与当地的少数民族发生冲突，马嘉理与数名随行人员被打死。这即是轰动一时的“滇案”，或称“马嘉理事件”。光绪二年（1876），英国以“滇案”要挟清政府与其签订《烟台条约》，其中重要的一款即英人可以“入藏”考察，为日后英国染指西藏开启了方便之门。英国的企图是从长江水道进入四川，而后由四川进入西藏，从而打通从印度直通西藏进入中国内地的道路。
光绪三年（1877），丁宝桢任四川总督才两个月，就有英国人从成都动身，准备经川康入西藏“游历”。丁宝桢对英人在川藏的行踪，始终给予密切注意，他探知这些英国人到处会见境内少数民族，每到一地，都绘制详细的地图，按其行程路线，实际上是探测从内地通往印度的路程。他认为英人表面上是考察通商事宜，实际是“查看道路形势”，为日后从印度经西藏进入四川及内地作准备。丁宝桢立即采取了相应措施，一是因有条约在先，只能设法“婉言阻止，决不令其轻入”；二是万一阻止不了，便增派人员名为陪护，实为加强监察。这些措施确也起到了一定的效果：“自上年滇案议结，准洋人人藏探路，去岁七、八月以来，洋人来川游历者十倍于前。其欲入藏者，十居三四，均经密饬各地方官，设法劝阻。幸皆废然而返，稍安无事”。有英国人到达巴塘，打算入藏，“藏中番众一闻洋人入境，哗然聚兵拦阻， 情势汹汹”。当丁宝桢在得知英国人受到藏人武装阻挡之后，他觉得是好事，于是顺势采取了“借藏阻洋”的策略，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不过也有一定的“后遗症”，出现了“汉洋皆阻”的情况，连丁宝桢自己派出的丁士彬、黄懋材都遇阻折返。
抗击英人的藏兵
光绪四年（1878），丁宝桢以“西藏密迩印度，英人占据大吉岭加意经营与卫藏密近”，“英人之窥视藏地，已非朝夕”，上奏由黄懋材“游历印度，察看形势，绘画与图，以资考证”。清廷委黄懋材以“四品顶戴出境换二品顶戴”前往西藏、印度察看情形。同年七月初七，黄懋材与高安章鸿均、长沙聂振声、慈溪裘祖荫等一行6人由成都起程，经缅甸西行到达印度，游历印度各地达半年之久，后由孟加拉航海而返。据《薛福成日记》载：黄懋材“行抵前藏，道途梗塞，折回滇南徼外，绕出缅甸诸国”，“至孟加拉、遍游五印度诸部。”光绪五年（1879）“事竣，航海返沪”，“亲历穷荒，绘图立说”。丁宝桢担心英军总有一天会入藏，才派黄懋材去考察。黄懋材从印度报纸上得知，英国当局的批准修建通往大吉岭铁路，指出“余观英人不惜重费新建铁路，又令闽广之人住居其地，无非垂涎于藏地通商耳”。因此他建议在江孜、定日、帕克里等地整顿和加强边防，得到丁宝桢的肯定。在与王闓运的交谈中，丁宝桢就提出：“印度必为战地，英人谋出缅、藏。欲建重镇于藏内，设谍孟拉间以边防。”
同年七月七日，丁宝桢给军机大臣、兵部尚书沈桂芬写了一封信。丁在信中说：虽然采取相应措施，尽力阻止英国人入藏，“今则由边外行走，前途既难阻拦，川省自无从设法。”丁宝桢提出“似须选派一方正廉明大员，赴藏一行，亲为查看”，设法革除处理西藏问题的“太甚之弊”。因势利导，为之约立定章，使西藏的治理有章可循。“乃可使外来游历者，不致有意外之虞，或可图数十年之安耳。” 丁还自请赴藏：“特不揣冒昧，急拟亲赴藏中一行，俾可相机布置，期于洋务、藏务获二、三十年之安。”。丁宝桢说：“夫人情莫不好逸而恶劳，计由川人藏，往返约万八千余里，长途跋涉，边外荒寒，风沙霜雪，在在警心。宝桢亦属人情，岂愿出此?”但是，这件事关系到“今日要图”，为了日后的边疆安全，丁宝桢“不敢惜身惮劳”，愿意亲身赴藏。后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信没有发出。但可见丁宝桢对“经营西藏”之事的重视。
丁宝桢认为虽然如此，也只能是一时之宜，长远之计应该是切实加强西藏边防。他认为川藏一体，唇齿相依，经营好四川，就为西藏的防务提供了强大的后盾。他创办机器局，制造火药枪炮；改革盐政，实行官运商销，“所收税羡截厘及各杂款至一百余万两”，增加了四川的财政收入。盐价得到控制，特别是使贵州人民受益。“裁郡县夫马费，又岁省数十万金，蜀民始免重敛之困”。整编绿营、防军，留强汰弱。所有防营均“勤习枪炮阵法，并精练打靶等事”，要让这支军队“足供一战，不至甘心让人”。丁再三上奏折强调英国对西南和西藏的野心，拒绝朝廷裁军减勇。他推荐薛福成薛福保兄弟、黎庶昌、徐建寅等“博求通识之士”，又提拔重用曾昭吉等技术人才，让他们在洋务运动和发展新式机器工业方面中发挥重要作用。
光绪五年（1879），朝廷授予丁宝桢筹划西藏事务的大权，与驻藏帮办大臣色楞额一起谋划藏事。他为了加强西藏的边防能力，遵照定制，坚持派川军驻藏；增调兵力驻扎巴塘、理塘；向西藏官兵每年六万两足额拨给粮饷，甚至有时还超过定额调拨。而且丁宝桢提出要处理好汉蕃之间的关系，“则必仍令汉蕃合而为一”，所以他积极调解西藏汉蕃官员之间的矛盾，以及川藏地区土司之间的争端，赞赏地方头人向朝廷进贡。他还主张和廓尔喀（今尼泊尔）、布鲁克巴（今不丹）搞好关系，“欲图内地之安，则境外藩篱必先自固”。西藏僧俗各界对洋人入藏也极为担心，奋力反抗，英国人在西藏通商的企图一时未能实现。
丁宝桢在给沈桂芬的信函中曾提出拟亲自赴藏。据《湘绮府君年谱》说，光绪八年（1882）丁宝桢去信要王闓运代拟疏稿，又提出“盖欲经营西藏，通印度、取缅甸，以遏英、俄、法之窥伺，且自请出使以觇夷情”，而这时的丁宝桢已经62岁了，由此可见他的拳拳爱国热忱。
光绪十一年（1885），丁已病重，对英国使臣马科雷要求入藏考察并协议与印度通商一事，再次上奏揭露其险恶用心。他说：“外国人之用心也强狠，而为谋也阴鸷，每做一事，不得其所欲固不止”。“此举绝非注意西藏，殆借以通四川大道耳。夫四川通商，前本有重庆之约，嗣因轮船不能上驶，故别出此计，以求遂其欲。藏路一开，则四川之全境失。四川失则中国之藩篱坏”。当时，俄国也从新疆抄近路赴西藏。临终前，丁宝桢还担心：“英人俄人均有入藏之议，将来必肇兵端”。在其遗折中还沉痛地指出：“外洋和约万不足恃”。
丁宝桢在西南边陲呕心沥血，苦心经营，艰难起步，对巩固西南边防，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表现出了一个晚清爱国政治家的雄才大略。
晚年丁宝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