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我们介绍了余未人作品《我的百年家族记忆》中的《乡间女子的“奇事”》，今天，我们节选另一篇文章《“西化”的金陵大学》，文章讲述的是余老师的父亲在金陵大学求学的难忘经历。

我想追溯自己祖辈的命运，想越过教科书中从小为我们划定的圈子，透过祖辈们每一个个体亲历的生活，那些时光隧道中的几个个体标本，零零散散的碎片，还有大时代中一个个小人物的命运，去探寻对家国历史更真实、生动的诠释。

——余未人

 “西化”的金陵大学

金中的同学大多进入金陵大学，这看上去是一趟美满的“直通车”，但对于经济困窘的同学，能否搭上车，进哪个车厢，就颇费踌躇了。好友程千帆因家境艰难，没有能够选他一直钟爱的化学专业，而只能以学费为标杆，选择了学费较低的中文系；余树基因有舅舅的经济资助，读上了自己心仪的理学院电机工程专业。他对自己的未来有着很现实的考虑：家庭是一泓无源之水，没有经济支撑，将来靠什么养活母亲和自己？只能靠技术、靠硬本事啊。

金陵大学

金陵大学这样的教会大学虽然建立在中国南京，但却是一九一一年在美国纽约州立案注册的。教会大学实际上是在中国领土上享受治外法权的外国“教育租界”。而因其英文和理工科的教学质量高，并带来了原味的西方文化，所以很能吸引学生。一九二七年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决定收回教育主权，明确要求外国在华大学须由中国人担任校长。一九二八年陈裕光先生出任金陵大学校长后，首先在国民政府教育部呈请立案，金陵大学是第一个向中国政府请求立案并获批准的教会大学。

金陵大学的校史资料介绍：“当本校创始之际，中国教育行政机关尚未有大学授予学位的规定，而私立大学之立案尤无明文可遵，故当时本校董事会议决暂在美国纽约省立案，并由该省政府授予学位，本校毕业生今日所得之外国学位，实系过渡办法，一候中国教育当局规定授予学位办法时，当即遵照办理。”“本堂毕业者，即无异于在美国大学校毕业也，凡领本堂毕业凭单者，即无异于美国学士之凭单也”。

一九二八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在对外国人在华所办的十三所大学进行了ABC编类，A类只有一所，为金陵大学。一九三四年，金陵大学被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承认了与其他国际间大学的同等学术地位，并能自行颁发获国际认可的学士和硕士学位。

余树基是一九三二——一九三六年就读于金大，赶上了这个机缘。

金陵大学是一所管理严格的教会学校，初创时宗教气息十分浓厚，宗教仪式十分严格。但到了余树基就读的一九三二年，校方已经提出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并不要求学生必须信教和做礼拜了。余树基正赶上那个年代而成为无神论者，可以自由自在地不参与礼拜。

事物常常都会矫枉过正，青少年尤其如此。余树基与同学一道偷拆过学校为庆祝耶稣圣诞而在礼堂里布置的圣诞树上的小饰物。一帮没有入教的学生常常说起牧师“伪善”的种种传闻，谈得津津有味。他们的另一个话题是，佛教诵经与基督教的赞美诗，孰高孰低？几番争辩后得出的结论是：起床早爱吃素的诵经，爱吃肉嗓子亮的唱赞美诗，各得其所。前者需遵循佛教“五戒”令人敬而畏之。后者的“摩西十诫”虽是条纹繁缛些，却对一般的学生生活无甚影响；可以说，与吾等凡夫俗子无异也。

余树基同寝室的一位同学是有名的镇江酱醋厂老板的公子，大家除了能够经常享用他带来的美味酱瓜之外，就是仿效他用筷子夹住飞行中的苍蝇的过硬本领。只因为酱醋厂是苍蝇的大本营，所以才有良好的练功条件。经过苦练，余树基的手上功夫当时已经十分了得，筷子夹蝇虽还不如师傅，手掌抓蝇却是小菜一碟了。

余树基在金陵大学读书时的照片（1933年——1936年）

作为一所一流大学，金大对英文水平的要求可谓非同寻常。一年级新生入学考试的英文科目，就要考听力、读音、作文、语法、字量等。早期金陵大学的教材、图书杂志、教学仪器以至生活设施都来自美国；校长、教务长、各系主任、教授也以外国人为主。一九二八年陈裕光先生担任校长后有所改变。但金大的日常教学用语除国文和经史等课程外，都用英语。实验室、文娱活动、运动场，甚至同学们看球的拉拉队都是用英语助威。余树基就读的电机系，自然是英语的“一统天下”。在各教会学校的英语辩论会上，其他学校的辩手都是西装革履，这似乎合于常理；唯有金大辩手身着长袍马褂布履，令全场惊异。这个有趣的现象体现了金大学生处处追求与众不同，出奇制胜，思想特别活跃。金大学生在历年的这个辩论会上多次夺冠。金大理科学生的英语水平，甚至强于其他文科大学英语专业学生的英语水平。有人开玩笑说，金大的学生吵架都会用英语！用英语吵上几次，自然就是高等辩オ了！英文是余树基在上海读小学、初中，和在金陵中学上高中时一直非常重视的课程。他的英文在金大这个特殊的环境中如鱼得水。

人生常常有激进热情的阶段；缺少激情的人生，是索然无味的、不完整的人生。而这个阶段持续的长短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因人而异。余树基中学阶段，适逢“九一八事变”，他曾满腔热血，自动在校参加军训，与上海来宁请愿的同学一道，前往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党部示威游行，敦促政府出兵北上抗日。升入大学后，他曾经也是参加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一九三四年，日本驻南京公使馆在鼓楼百步坡竖起一根高高的钢架式旗杆。那里的太阳旗每天升起，仿佛旁若无人地俯视着金陵大学。那旗子犹如给金大师生眼睛里撒了沙子。大家被激怒了。学生们经过反复讨论、争辩后决定，要在大礼堂南侧建立一座钢管式的旗杆。它必须高出日本旗杆十尺，升中国国旗。一经发动，师生们群起捐款，旗杆于一九三五年八月落成。也许只有学生，才能想出这样充满了学生味的方式来表达强烈的反日情绪。面对旗杆上徐徐升起的中国国旗高过了日本太阳旗，大家激动得热泪盈眶；大家希望这面国旗永远“高高在上”傲视太阳旗。师生们都有一种扬眉吐气之感。余树基还与同学一道，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要打日本人”为由，说退了用扁担、绳索为武器包围校园、阻止学生游行的国民政府士兵。在集会的时候，又与同学一道，盯住了一位可疑的陌生面孔，大家悄悄商议后，把这位混入会场刺探情报的小特务一口气轰打出了礼堂。

对于余树基来说，当年的激进也许不无激进的父亲的影响。然而，随着学生运动的高潮过去，随着父亲牺牲后家庭经济的拮据，让他在政治上逐渐变得前思后想、谨小慎微，考虑个人家庭的困境多于考虑国家大事。加之中学同学大多升入金大，却只有他一人选读了电机工程专业。这个专业功课繁重，实验多。他又担任了系上电机学会的会长。到高年级，他更多的是钻进了图书馆、实验室。渐渐不再参加政治活动而只着力于组织电机学会的业务活动。不多的闲暇时间，就和程千帆等同学游览名胜古迹，到玄武湖划船；从此在政治上“不闻窗外事”了。那番抗日热忱化作了一种愤懑的情绪；更多是蕴蓄于心头，而没能付诸行动。

多少年以后回忆，学生时代总是一生中最美好的光阴，只要不是政治上的残酷打击，哪怕你考试成绩不理想，常受老师斥责、体罚；在时光这位大魔术师的导演下，日后都会变成美好的回忆。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余树基在金大学生时代的生活是非常丰富多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