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75周年，今天，国家公祭日到来之际，海外网采访了70后日本学者石田隆至。石田为日本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中归联和平纪念馆理事、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副研究员，长期致力于日本侵华战争历史研究工作，长年走访日本各地采访年迈的战争亲历者。海外网希望通过他的讲述，为读者展现部分“日本鬼子”的心路历程。

石田隆至（右）在太原采访二战亲历者（石田供图）

“二战结束已75年，中日两国一直有有识之士努力改善中日关系，可两国关系为何一直无法向前呢？”石田隆至说道。他是一位70后日本学者，也是在少有的走访日本各地采访年迈侵华战犯的研究人员。他认为，自己长期集中精力同曾经的“日本鬼子”接触，正是在挖掘历史真相，从中想寻求这一问题的答案。

1945年8月，日本天皇裕仁广播“终战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

“外祖父不给我讲当年的参战经历”

“作为我个人来说，70年代生人，从事战争责任研究，其实很少见。“石田说，他小时候，日本整个社会关于战争的氛围已经很淡。他第一个最有印象的日本首相是中曾根，他在任期间，参拜靖国神社，以及后来篡改教科书等，引发了中日、中韩等国家间很大矛盾。“我中学的时候有这种印象，就是日本政府想从教科书中抹去侵略战争的字眼。”

回忆中学时代，石田说，当时日本的大人物对于侵华战争是不愿反省道歉的态度。他接受的教育重点都放在了“不要再重复战争”上面。“学过课本上的知识后，我感觉很奇怪，明明日本对中国做了这么多坏事，大人们为什么不能认真道歉呢。我内心一直感到很不可思议。”

石田的外祖父参加过太平洋战争。他曾想从外祖父口中问出参战的经历，但老人每次都泛泛地说吃了苦、受了罪，具体在战场做了什么，从没提过一字。而石田的父母出生于日本偷袭珍珠港前后。他去问父母对于战争的看法，他们也不太谈及。到了90年代，石田上大学时，日本政界、文化界有许多声音称要改写历史，宣称“那场战争不是侵略战争”“没有对中国造成多大伤害”。

石田表示，那些经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后回到日本的战犯，如果能将以前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写出来或者说出来，把事实公开，这是很好的研究途径，因为大部分日本人根本就不知道日本军队在战场究竟做了什么。“各国包括日本现有的资料已充分证明那是一场侵略战争。比起了解事实，我更想知道的是为什么日本不能好好反省曾经对中国的伤害，所以后来开始从事相关调查研究。”

“他在中国人面前边哭边下跪道歉”

自2005年开始，石田开始走访已年迈高龄、被新中国释放归国的老战犯，进行口述史调查。北起北海道，南至九州，他走访了散住在日本各地的健在者。石田说，大批二战后经盟国审判的日本战犯，几乎都矢口否认曾经的作为，只把自己称做“经历过战争的人”，认为只是为了日本而牺牲自己的人生。但相反的是，经历新中国教育审判过的战犯，回到日本后一直真诚反省，清晰地说出事实，并站在受害者的角度思考，自己当年究竟犯下了怎样的罪行。

汤浅谦接受采访（石田供图）

石田谈道，一位印象很深的采访对象名叫汤浅谦，曾是个驻扎山西的陆军军医。在侵华战场上，为了能将军医们迅速训练成“合格”战地医生，他主持对当地抗日俘虏和平民实施了多次惨无人道的活体解剖实验。对一般人来说，犯下如此残忍罪行，肯定一生难以忘怀。但汤浅却在进战犯管理所之前，一度忘记了自己的所作所为，他那时觉得，自己就是按规定履行了军医的职责。“战犯中的一大批精英人士，认为只要把自己的所作所为想起来，记录下来就足够了，丝毫意识不到自己为何要反省。”

直到有一天，汤浅经手杀害过的一位中国农民的母亲向警方提交了一封长信，字字血泪，大意是日本军医夺走了自己儿子的生命，她的人生也再无希望，恳求政府判汤浅死刑，让他得到应有的惩罚。这封信转到了汤浅手中，他读后，第一次在看守所流下了愧疚的眼泪。他第一次站在受害者的立场上开始考虑问题，并对自己曾经的所作所为感到害怕。

汤浅回日本后，一辈子持续着自己的反省行动。他去世前，在日本进行过600次以上公开演讲，向日本民众讲述自己怎样进行活体解剖、残杀中国人，具体描述了自己在中国曾做过怎样的恶行。他被电视台公开报道后，家中收到许多威胁电话和来信，骂他是骗子、背叛者，但他从未停下各地演讲的步伐。

难波靖直接受采访（石田供图）

另一位给石田留下深刻印象的采访对象名叫难波靖直。和汤浅不同，他没有直接参与过杀人行动。他个矮体弱，战争末期日本征兵时，作为最下级士兵被强拉上湖北一带战场，从事运送物资、养马等后勤工作。难波刚被送进抚顺战犯管理所时一直抗议，称“自己处于军队的最底层，怎么可能是战犯，既没杀人，也没做坏事。”

因为难波学历较高，管理所工作人员让他协助翻译、记录抄写其他战犯的供述。在这一过程中，他才第一次了解到，在自己没有参与的战场上，他的战友犯下了多么残忍的罪行。这些滔天罪行让他震惊万分，他也开始意识到日军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带着武器进入其他国家烧杀抢掠，而自己正是这其中的一员。他明白，如果没有自己的后勤支撑，残酷的侵华战争不可能成行。他在战犯审判结束后，回国之前和战友们说，自己回到日本后，必承担起向责任，带动整个日本社会向中国道歉。而他也确实用一生履行了承诺。

难波回国后，由于其“中共归来者”身份找不到工作，度过了相当艰难的一段日子。他主张“反省侵略战争”“日中友好”，因此秘密警察定期上门问话，将近50年时间里，他一直处于被监视状态。难波住在岛根县偏僻的乡下，多年来再也没接触过中国人。石田记得第一次跟中国同事去采访他的时候，他正坐下跪，以最郑重的日本人谢罪姿态边哭边低下头道歉，给石田及同事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象，也坚定了进一步研究下去的决心。

日军在南京活埋我国同胞之惨状

“日本从没有过诚挚的反省”

“很多人以为，日本战后是和平的，已经彻底没有武装侵略了，但其实战争根本没有结束。“石田说，二战结束后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两伊战争等，虽然日本没有直接参与前线作战，但也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侧面助推作用。他把这一想法和采访过的战犯老人交流时，对方也深感赞同。”日本社会并不意味着，自1945年战败后，侵略战争就彻底结束了。战争一直都存在，这也是为什么需要我们一直开展和平活动。”

石田指出，二战结束后，日本对中日友好其实持排斥态度。“是一种不愿意平视中国，但是又不得不交往的状态。像冷战时期，日本站在美国这一方，对中国实施封锁。冷战结束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日本经济衰退，日本在经济层面不得不依赖中国，去维持所谓的互惠关系。“

石田认为，日本对于曾经的侵略战争从未诚挚地反省。“所谓反省态度，不是说犯了错之后，只要说一次今后改正就行，而是必须一直重复着、持续着这一反省的态度。日本理应从心底里认真道歉、认真反省，这是为了让受过侵略之苦的周边邻国能够安心而应有的道歉姿态。但是实际情况却是，日本只对外表示最低限度的道歉，而对内则称战犯是为国捐躯者，应该表达敬意与感谢。这正是这战后75年来，侵略战争仍需反复提起并讨论的原因之一。“

“采访曾经的战犯，他们发自内心的道歉态度和方式，能够让日本社会去思考，究竟还有什么做的不够。”石田称，曾经的加害国必须认识到，如果不持续反省，曾经犯过的错误仍会卷土重来，希望自己从事的新中国审判战犯研究能够敦促日本社会清醒认识问题所在，做出应有的道歉，警示自己不再重犯过去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