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从“躺平”而终获封神，用了大约六百年。但他真的是“躺赢”吗？
陶渊明是东晋末年与南朝宋代之间的文人，历经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直到宋朝，他的名声才最终达到顶峰。钱钟书指出，“渊明文名，至宋而极。”
宋人推崇陶渊明，以欧阳修、王安石、苏轼为最。
“晋无文章，唯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这话是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说的，见于《诗人玉屑》卷十五。这样的评价把陶渊明推上了西晋、东晋文坛的第一把交椅。
欧阳修《暇日雨后绿竹堂独居兼简府中诸僚》诗有云：“南窗若可傲，方事陶潜巾。”这里，欧阳修也很亲切随和地用了“陶潜巾”的典故。“陶潜巾”“陶巾”等典出《宋书·陶潜传》：“（陶潜）值其酒熟，取头上葛巾漉（lù）酒。毕，还复著之。”说是陶渊明直接拿头巾过滤酒，滤完酒再把头巾直接带上——这样的率性自然，叫人叹服——但总觉得不大卫生似的。
王安石也认为陶渊明堪称“晋、宋之间，一个而矣”，是当时文学成就最高的。对于陶渊明名诗《饮酒》（其五）之“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王安石认为，“诗人以来，无此四句。”评价认为，陶渊明独出机杼，道前人所未能道，一个字，大写的“赞”！王安石《题仪真致政孙学士归来亭》诗云：“彭泽陶潜归去来,素风千岁出尘埃。”这第一句密集用陶渊明曾为彭泽县令，以及陶渊明名作《归去来兮辞》昭示辞官归隐高逸志向，表达了对陶渊明淡泊宁静品行的无限仰慕。
“吾爱陶靖节，有琴常自随。”苏轼心目中，陶渊明高居榜首，是古往今来诗人第一（不仅仅就两晋而言）。苏轼《与苏辙书》有曰：“吾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过也。吾前后和其诗凡百有九篇，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然吾之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按照苏轼的评价，曹植、刘桢、鲍照、谢灵运等等是比不上陶渊明的，连李白、杜甫都“皆莫过也”，何况他人哉！非但如此，苏轼还自述创作有“和陶诗”109首，并倾诉对陶渊明伟大人格的真心膺服与赤诚热爱。
陶渊明有首《东方有一士》诗，苏轼《和陶<东方有一士>》有曰：“屡从渊明游，云山出毫端。借君无弦琴，寓我非指弹。”心往神交，想象中，苏轼屡屡跟从陶渊明出游。如此着迷尚且不足表达景仰，苏轼《书渊明<东方有一士>诗后》云：“此东方一士，正渊明也。不知从之游者谁乎？若了得此一段，我即渊明，渊明即我也。”这是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二月十一日，苏东坡“饮醉食饱”“兀然如睡既觉”所写的一段话，“我即渊明，渊明即我”，真是庄生迷蝶，东坡迷陶！
这真的是一种迷失吗？
当然不是。
这是苏轼藉由慕陶、拟陶而实现的真纯回归。也就是说，苏轼对于陶渊明的热爱超越心灵，超越自我，入乎其中，但又出乎其外，非但是诗歌艺术的追求，更是旷达真率的飞跃，更是人生意义的参悟。
宋代及以后，陶渊明高逸归隐、淡泊宁静、抱朴真淳、自得怡然的人生境界让世人倾慕不已；陶渊明诗文的平淡、自然、醇厚之美成了难以企及的殿堂级典范。
回过头来看，南朝梁代钟嵘《诗品》评价陶渊明说：“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至如‘欢言醉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邪？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也算是抓住了陶渊明及其诗文的特点。但钟嵘仅仅把陶渊明列为中品诗人，难免让我们不服气。
而苏轼认为李白、杜甫也比不上陶渊明，似乎也叫我们觉得有些不妥当。王国维则评价说，“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王国维认为屈原、陶渊明、杜甫、苏轼可比肩而立，更重要的是，他们四人皆有“高尚伟大之人格”。
现今，我们接受的更多的是陶渊明一流诗人的形象，但实质上，陶渊明的人品和诗文都是理想的范式，我们所学习的应该远不止《桃花源记》《归园田居》《五柳先生传》《读山海经》等等诗文。
那么，你想学他归隐田园？
陶渊明可是有“方宅十余亩”（《归园田居·其一》），划重点，十余亩，十余亩，十余亩哦……一般人还真是学不来吧。而且，他的归隐之所以被认为“高洁”，“高尚士也”，还有深层政治原因。据说，陶渊明归隐，除了他自称“性本爱丘山”缘故，实质上是因为他忠君爱国，不愿意看到东晋覆灭，更不能一身事二主。据说他是在东晋灭亡后取字为“潜”的，表示与篡权的刘宋划清界限，绝不合作。这样的气节，当然很为后世文人敬佩，陶渊明被私谥为“靖节先生”，其褒扬意义可能正在于此。也就是说，在一定意义上，陶渊明归隐不仅不是“躺平”，反而正是他决绝的斗争！
归隐之后呢？每天都是发发呆、发发圈吗？
品味陶渊明的名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其五》），这的确有文艺小清新范，但其实他还有躬耕南山下的歌咏，“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归园田居·其三》）。躬耕无疑是艰辛的，但陶渊明甘于躬耕，恬淡以处之。 嗯，“躺赢”？根本不存在的。
从诗意人生回归到生活现实考察，陶渊明有“俨、俟、份、佚、佟”等五个儿子，五个儿子都要成家立业，而且从《与子俨等疏》等可以知道，陶渊明的家族是一直没有分家的，人艰不拆啊，仅仅维系这样的一个大家族就算得上很大的功业了。陶渊明还有首《乞食》诗说：“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闹饥荒闹到上顿不接下顿，只好去亲友家里乞求接济，面羞口喃喃，此情何以堪！
然而就是在那样一个改朝换代、兵荒马乱、人心惶惶的岁月，陶渊明活成了文人的标杆，他真淳，他豁达，他平淡，他超拔脱俗——甚至连他的饮酒、醉酒等也被认为有类同阮籍不与司马氏合作的苦衷，被解读成有政治斗争意味的行为艺术。于是，读书、饮酒、赏菊、观鸟、作诗、桃花源、归去来、无弦琴、荷锄归等等都成了陶渊明的文化标签，共同构建了陶渊明的君子形象，陶渊明的隐者行、君子风、美诗文滋养着我们中华民族千年，生生而无穷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