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事实告诉我们，无论哪个民族、哪个地区、哪个国家，只要勇于探索，崇尚创新，就能获得快速发展，就会给自己带来繁荣昌盛。贵州人是敢于创新和积极探索的，代表中国南方旧石器时代文化主体特征的“锐棱硬击法”，就是水城硝灰洞人的发明。
然而，贵州史前文化的辉煌并未传递到文明时代。魏晋以后，贵州与中原和周边各省的差距越拉越大，以致成了典型的落后地区。落后虽然并非贵州与生俱来的痼疾，但这落后的种子是什么时候种下的，又是谁种下的呢?
客观地说，秦汉时期的贵州，尽管没有那些处于政治经济中心的地区先进，至少不次于其他南方边远郡县，有着一番自己的繁荣景象。汉武帝的“移民实边”政策，主观上虽然是为解决筑路的粮食供应，却为贵州带来了大批劳动力、先进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使大量的土地被开垦出来。自那以后，崇山峻岭的贵州，也有了如同内地的农业、手工业和较为接近的生活方式。
在贵州还属于西南夷的时代，境内绝大多数居民是少数民族。濮人居住在中西部，往南是越人的居住区，居住在东面的是被统称为“南蛮”的族群。那时候的贵州社会，总体上属于一种低效益，但相对均衡的一元结构社会。随着大批移民的到来，他们以先进得多的手段从事劳作，又有着“入粟县官，而内受钱于都内”的有利条件，自然占据着经济上的优势。如此一来，境内开始出现了先进与落后的区别，原先均衡的一元结构，变成了不均衡的二元结构，贵州的社会也就不免因之发生变化。
在贵州古代社会的发展进程中，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作用至关重要。可耕地面积的严重稀缺，对自然经济下的农业生产本来就极为不利，再加上崎岖起伏的地形，连峰际天的大山，阻碍着各种先进生产要素向四周辐射；互不统属的部族分布状态，使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变得十分困难；大姓势力的扩张野心和族际间的文化隔膜，导致人们滋生出严重的封闭心态。所有这些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到魏晋时期，都因战乱和地方势力的割据称雄而被放大，从而大大减缓了贵州经济社会前进的步伐。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时期，在这一时期里，长期居住在西南夷地区的濮人，被分割成许多互不联系的群团，只能投靠于中央政府或地方民族统治者以求自保。伴随着濮人的衰落，贵州境内出现了几次大的民族迁徙。
从三国到两晋，封建统治者出于战争的需要，强行将僚人从原居住地迁出，导演了一场僚人大搬家。先是蜀汉建兴九年(231年)，蜀将张嶷在以武力镇压牂牁和兴古郡的僚人起义后，将招降的2000余名僚人全部迁往汉中。到成汉李氏政权统治时，又以“郊甸未实，都邑空虚”为由，再将大批僚人从牂牁郡迁入蜀境。其后，一部分僚人又自行北迁，以致迁入蜀地的僚人总数达“十余万家”之多。《水经注》形容僚人的迁徙时说：“李势之时，僚人自牂牁北入，所在诸都，布满山谷。”这场政治强迫下的僚人迁徙，是南北朝时期贵州规模最大的一次族群流动。
同一时期，夷人中的一些支系东迁进入贵州西北部，逐渐取代了濮人，其中的爨氏势力强大，成为雄踞一方的霸主。诸葛亮平南中时，爨氏曾向蜀军提供帮助，受到蜀汉政府的嘉奖。南北朝时期，政局动荡不稳，中央政府派到贵州任职的官员多数不能到任。豪强大姓趁机站出来发号施令，甚至打着封建王朝的旗号充任地方首领。爨氏也利用这一时机扩充势力，自领其地，自封官爵，发展到整个宁州都是爨氏的天下。
百越是南方分布地域很广的一个族系，其中名为骆越的一支不断北上，魏晋时期已活动在广西北部和贵州南部地区。秦汉两代对南越大规模用兵，打得都十分激烈。秦始皇的军队将越人通得“皆入丛薄中”，越人依然不降，“莫肯为秦虏”。直到秦始皇开通灵渠，解决了秦军的粮食供应，才将南越打败。汉武帝更是4路兵南下，才迫使南越臣服。其间，因为且兰君抗命不从，贵州的军队未赶上平越之战，贵州也就成了相对平静，骆越人北迁的理想之地。
包括大部分“苗人”在内的“五溪蛮”，魏晋时期已经活动在湘黔交界地区。两晋南北朝时，封建中央政府特别设置“南蛮校尉”对“五溪蛮”进行管理。封建政府不仅在“五溪蛮”地区苛勒重赋，不时以讨叛为名大发兵力，还“禁五溪鱼盐”，让少数民族群众无法安生。在封建政府的残酷镇压下，“五溪蛮”被迫不断向边远的贵州迁徙，其中的一部分最后在贵州定居下来。
魏晋南北朝时期发生在贵州的民族迁徙，几乎都是在统治者的严酷政治压迫和军事围剿下发生的。恐怖的战争与频繁的迁徙，使历尽艰辛的各族群众，根本无法安定下来解决衣食问题，更不用说致力于发展生产。理论上说来，民族之间的迁徙，固然在某种意义上会有利于各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但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贵州历史实际来看，这种战乱中的被迫背井离乡，只会徒然增加人民的痛苦，导致经济的凋敝。因此，在某种意义上，魏晋南北朝时期，应该是贵州经济从并不落后走向落后的一个转折点。
迁入贵州境内的各族，在大山的阻隔下，过着属于自己本民族习以为常的日子。平畴坝子几乎都在地方豪强和大姓们的控制下，他们的居住地只能是荒山野岭和穷乡僻壤。那里的生产、生活条件极为恶劣，只能靠自己发挥本民族吃苦耐劳的传统，向自然索取最基本的生活资料。为了躲避战争，人们轻易不敢外出；险峻的山道，阻碍了他们与外界的交往；相对陌生的环境和封建统治者的威胁，更使他们无法接受外来事物。于是，固有而哪怕是落后的传统，便在民族群体中保存和延续下来，历数十甚至数百年而不变。
封闭与落后总是一对孪生兄弟。贵州封闭的造成，既有自然的因素，也有社会和历史的因素。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横征暴敛与残酷镇压，是贵州形成封闭的主要原因。越是穷的地区剥削和压迫越重，这个阶级社会的怪圈，使贵州人祖祖辈辈觉得自己穷，自己低人一等，不敢生出赶超先进地区的奢望。环境因素和战争动乱造成的二元社会结构，加剧了省内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这一切，都导致了贵州的落后一天天地累积下来。
先进与落后的二元结构，往往形成先进与落后的相互封闭，甚至相互排斥。即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建立，世界经济一体化已形成潮流的今天，在贵州这种多民族的高原山地省，先进要素与落后要素之间的结构性、机制性的矛盾，依然不可避免地存在，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我们的前进步伐。要解决落后对先进的消化不良和先进对落后的水土不服，除了制订出切实可行的战略发展规划，落实相关的各项措施之外，读懂贵州省情，了解贵州如何从不落后到落后的历史，也是十分重要的。
撰稿：范同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