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道光年间，应遵义知府平翰之请，郑珍和莫友芝合撰的《遵义府志》，在方志界的评价是很高的，用梁启超的话说：“或谓为府志中之第一”。张之洞将《遵义府志》与《汾州府志》、《嘉兴府志》并称三部优秀府志。

（左）郑珍（右）莫友芝

莫、郑在撰编的过程中，徵引的前籍就达四百余种，还要收集各种碑碣及各家所遗旧记事状，地方官员也给予大力支持，发动各县生员，至村问乡，搜集采访，一直到“不可复有得”。在获得大量资料的基础上，郑、莫二人“导源究委，实事求是”，“正传本之误，纠作者之失”。用黎庶昌的话说，“博采汉唐以来图书地志、荒经野史，披榛剔陋，援证精确，体例矜严”，真是称得上呕心沥血、艰苦备尝，终于成书八十余万言。所以，郑珍诗曰：“文献向来缺”，“搜剔力不遗”；莫友芝则叹道：“刊落荒榛衢路出，难於昏夜乱丝搓”。

以往的方志，对经济类只以“食货”记之，语焉不详。《遵义府志》却不同，农桑、物产、木政、坑冶各为一卷，尤其是农桑、物产篇幅特详，如土壤分类，耕牛的饲养以及农具的制作使用，作物的栽培和遵义特产等，均详为述之。比如“茅苔酒”条，转录《田居蚕食录》的记载：“仁怀城西，茅苔村制酒，黔省称第一。其料纯用高粱者上，用杂粮者次之。制法：煮料和曲纳地窖中，弥月出窖烤之。其曲用小麦，谓之曰白水曲。黔又通称大曲酒，一曰茅苔烧”。

据莫友芝之弟莫庭芝说，书成之后，贵州巡抚贺长龄“欲以其书上之朝廷以奖绩学”，莫友芝之父莫与俦坚持不可，事情才算罢了。更为难得的是莫友芝在声名鹊起之后，仍然保持了极为清醒的头脑。他认为自己在考稽沿革地名时，失收牂牁郡之“郘亭”，于是自号“郘亭”，让自己一辈子都记得修志时的疏漏。莫友芝不掩己误，还自号以志过的行为，只会使人尤增敬意。后来莫友芝“又辑明代黔人诗歌，因事存人，因人考事，翔实典要，为《黔诗纪略》三十三卷。贵州文献始烂然可述。”

《遵义府志》修竣之后，前贵阳知府邓云谷想请莫友芝主修《贵阳府志》，莫友芝却婉言谢绝了，他在给邹汉勋的信中，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方志重沿革，而沿革莫难于贵州，贵州沿革莫难于乌江以南贵阳诸府。”莫友芝认为，有关贵阳的史料，“荒略将近千年”，除非能收集到大量的舆记杂史，稗官琐言，以及“通行之集，佚藏之编”，甚至残碑断碣，家谱世牒，否则只能是“掩卷三叹者也”，遂以“见寡力劣”为由“辞不敢为”。

当时，贵阳知府周作楫也当面请郑珍参加《贵阳府志》的修撰，后又派人去催请，郑珍说得很直白：“某寒士也，朝耕暮读，日不得息”，能够得修志书，“既附千秋之名，又获著书之俸”，这种名利双收的事情，谁不愿意干呢。可是，郑珍也谢绝了，其理由之一，和莫友芝所说是一样的。究其根本，是莫友芝和郑珍极为严谨的学术态度。

后来，道光《贵阳府志》由周作楫领衔，萧琯、翟鑅观编撰，邹汉勋删正。邹汉勋，字叔绩，湖南新化人。精汉学、舆图学。后又主纂《大定府志》，受到林则徐的好评；继而总纂《安顺府志》。《兴义府志》亦聘邹汉勋参与总纂定稿。本世纪初，贵阳市志办校勘出版了《贵阳府志》，承担此书校注的有侯绍庄、李华年、张祥光、黄万机、龙尚学、吕幼樵、马先彦、陈翰辉等先生，真是集一时之选。最后由侯绍庄、黄万机、龙尚学三位先生审订通校，详实考据，去伪存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贵阳府志》的不足。

邹汗勋 

当年，郑珍和莫友芝婉拒修撰《贵阳府志》，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在《遵义府志》刊印之后，招来了一些人的非议和责难。这些人认为：“地方有蛮夷，最为大辱”，你竟然还写进志书，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还准备“群聚而殴之市”。面对这种责难，莫友芝的态度很明确，他说，所谓“蛮夷”，也是“耕田凿井，横目之民”，为什么要加以歧视呢？但是，这种干扰毕竟还是对情绪有影响的，莫友芝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两书生之鸡肋，亦安当众拳”。所以他和郑珍两人都觉得，贵阳是首府，稍有不慎，一旦有人发起难来，那就不比遵义了。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类似的闹剧，在一百年后又上演了一回。抗战期间，浙江大学西迁遵义、湄潭，谭其骧先生在任教之余，写了《播州杨保考》，对杨保的族源、迁徙、占据播州的经过、与其他民族的关系、消亡过程、后裔分布等都作了考证，认为宋濂的《家传》并不足信，杨保先世实为“夷酋”。这一下子就在遵义掀起了轩然大波，当地一些人，尤其是杨姓，认为是奇耻大辱，甚至扬言要打谭其骧。谭先生后来还写了《后记》，补充了更多的证据，对原作中对民族问题的论点作了一定的修改。四川大学蒙默先生亦作过补充考论，认为谭先生关于播州杨氏是从叙泸边徼向播州发展的少数民族的论点是完全正确的。

（左）谭其骧（右）蒙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