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疫凶险，共克时艰。让我不禁想起毛泽东写于1958年的二首七律诗《送瘟神》。他的小序说：“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晓，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其诗曰：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具体说来，诗歌里送走的“瘟神”所指的就是为害群众的“血吸虫病”。但两首诗中出现了“瘟神”和“瘟君”两种不同的说法；非但说法不同，仔细涵味，诗句中的情感也是截然不同的。第一首尾联中的“牛郎欲问瘟神事”流露出的是无奈与凄苦，而第二首中的“借问瘟君欲何往”表达的是胜利的喜悦和革命者一往无前的豪情壮志。

而历史上，关于“瘟神”，其实是有正面说法的。至迟隋代以后，有“五瘟神”之说，也就是有五位瘟神。

他们是有名有姓的：总管中瘟史文业、春瘟张元伯、夏瘟刘元达、秋瘟赵公明和冬瘟钟仁贵。据说这五位瘟神能掌握五方瘟疫，使之不得侵犯人间，保佑人们一年四季不染瘟疫，幸福安康。“五瘟神”非但不是为祸人间的，而是妥妥的五大“保护神”。这是道教的神体系。

据《三教源流搜神大全》载，他们也是有神器在手的。大抵是一人手执杓子和罐子，一人手执皮袋和剑，一人手执扇子，一人执锤子，一人手执火壶。法器虽然很民间，但他们所作所为却是“收瘟摄毒”“扫荡污秽”，保佑人畜兴旺，五谷丰登。于是他们也是很享有祭祀崇拜的，究其原因在于人们对种种可怕疾病，尤其是对急性恶性传染病恐惧至极，很容易认为是出于鬼神作祟，因而乞求神灵护佑。

而“五瘟神”是“保护神”的话，为害百姓的则是“疫鬼”。汉代纬书《礼纬稽命征》载：“颛顼有三子，生而亡去，为疫鬼：一居江水，是为‘疟鬼’；一居若水，为‘魍魉’；一居人宫室区隅，善惊人小儿，为‘小鬼’。”也即，这最早记载的“疫鬼”有三个，“疟鬼”“魍魉”和“小鬼”。

《周礼•天官•冢宰》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可见，或许周代政府已有针对疾病的公共管理，可证当时人们已认识到一年四季皆有可能发生瘟疫。而古代的瘟疫也是很严重的，比如汉代王充《论衡·命义》说：“饥馑之岁，饿者满道。瘟气疫疠，千户灭门。”再如三国时曹植《说疫气》记载：“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这些记载或有文学夸张成分，但至今读来仍是很惨痛的记录。

那么瘟疫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呢？

《吕氏春秋•季春纪》曰：“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说明古人认为瘟疫发生原因是时令之气不正常，是由“非时之气”造成的。既然邪气可致瘟疫，因此，说起来您可能不相信，古人认为治瘟疫靠的是一身“正气”。《黄帝内经·素问•刺法论》指出：“五疫之至……病状相似……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强调“正气存内”，就能“避其毒气”。

这个“正气”说，我们今天看来虽然玄了点，但与现今所说的增强体质、增强抵抗力还是一致的。古人针对瘟疫用药当然是有的，“神农尝百草”“药神”“药王”等等传说显然不仅仅是传说，而东汉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据后世不懈整理挖掘，载有药方269个，使用药物214味，基本概括了临床各科的常用方剂。

而且，古人也是懂得要“隔离”的。

《论语·雍也》记载：“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意思是说，冉伯牛病得很厉害，孔子去探望他，从窗户里握着他的手，很痛心地说：“没有办法，真是命呀！这样的人竟得这样的病呀！这样的人竟得这样的病呀！”这里有个细节是，“自牖执其手”——“从窗户里握着他的手”，可见冉伯牛是实行了“自我隔离”的。从我们当今的标准看，恐怕孔子与冉伯牛握手可能也不符合隔离要求。

而据《晋书·王彪之传》载：“旧制，朝臣家有时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病，百日不得入宫。”大意是说，大臣家里如果有三人以上得流行性传染病的，虽然本人无症状，也要隔离一百天，不能入宫。

总之，无论阴阳正邪，无论医药卫生，无论求神祈福，古人从未停止过对瘟疫的斗争！抚今追昔慨而慷。

面对新冠肺炎，我们更要严格执行隔离制度，科学防范，依法防范，同舟共济，众志成城，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