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作为贵州中医药领域第一个请战出征湖北的医生，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呼吸内科主任葛正行虽然最终没有去成武汉，但在贵州的抗“疫”战场上，他与时间赛跑，和病毒较量，不仅进入病房“零距离”为新冠肺炎患者把脉问诊，还参与制定了一系列贵州新冠肺炎预防、治疗以及康复的中医方案，为贵州省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清零贡献了中医力量。

一大早，穿着白大褂的葛正行已经穿梭于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呼吸内科的各个病房，开始例行的查房工作。今年已经57岁的葛正行，是贵州省名中医，也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我省第一个报名请战湖北的中医，但阴差阳错，最终他却没有前往湖北一线。

1月24号，贵州省中医药管理局遴选出5名政治觉悟高，中医药临床功底强，主要从事呼吸科、重症医学科工作的中医临床专家，组建了贵州省第一批援鄂中医医疗队，葛正行就是五名队员中的一名。“我们几个已经做好了各种准备，随时待命。”

待命的同时，葛正行也没闲着。武汉疫情暴发，有着抗击2003年“非典”和2009年甲流经验的葛正行，意识到此时此刻要在预防方面提出中医方案。他和同事们认真研读国家卫健委第一版和第二版新冠肺炎诊治指南，给医院的医护人员进行新冠肺炎护理的培训，并制定了贵州省新冠肺炎预防中医方案。

“这个预防方案，成为后来我们省新冠肺炎中医药防治的参考方案，也为贵州省抗击新冠肺炎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1月28号，根据省中管局的安排，葛正行和另外一名中医专家许韬赶赴黔南州及铜仁地区，为当地明确诊断为新冠肺炎患者进行会诊。那时候，对于新冠肺炎的认识都还在摸索阶段，许多领域都还是未知数，因此，这一次，葛正行和许韬并没有得到机会进入病房直接接触到患者，但他说，也还是有收获的。

“我们收集了一些贵州新冠病人中医的临床特征，根据这些收集的资料，我们制订了新冠肺炎中医临床观察表，并初步拟定了贵州省诊治新冠肺炎的中医分析，提交给省中管局。”

铜仁之行，是葛正行奔赴的第一个抗“疫”战场。在准备返回贵阳的前一晚，葛正行接到通知，立即赶赴贵阳市公共卫生救治中心大水沟病区（后改名贵州省将军山医院），对医院收治的贵州首批6名新冠肺炎患者进行中医会诊并治疗。葛正行二话不说，马不停蹄地赶到了他的第二个“战场”，并在此过程中，牵头参与制定了《贵州省新冠肺炎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案》。

“没有进入病房，我们的中医专家团队根据前方收集的资料进行辨证论治，一人一方，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用方也不一样。这个时候我的药房开始煎药，也算是中医正式介入我省新冠肺炎诊疗的开始，二附院我们就开出300多副处方， 700多剂中药。”

2月9号下午，改造后的贵州省职工医院正式开始集中收治新冠肺炎患者，这也标志着贵州省形成了轻型、普通型患者“8+2+3”医院救治格局。葛正行带领由11名医生，25名护士组成的团队进驻病区,担任第一梯队医疗组组长,第一次“零距离”给患者把脉问诊，按照“效果优先，中西并重”的原则开展工作。

与病人正面接触，是葛正行最希望的事情，因为这样他才可以更准确地掌握病情；然而也正是因为进入了病房，需要医学隔离观察，葛正行奔赴湖北抗击疫情的计划被搁浅。他说，内心还是有些遗憾，但哪里都是战场，自己在哪里都是一名“战士”。

因疫情防控需要，省职工医院的新冠肺炎患者全部转到贵州省将军山医院，但一些患者存在长期核酸检测转阴问题。葛正行带着他的团队再次入驻贵州省将军山医院，继续进行中医的介入。

“在原来辩证运用中药的基础上，我们加强了针灸和推拿，西医又换了几种抗病毒的药，这种联合中西医的攻关，使这几例病人在一周之内转阴。我们为贵州的清零贡献了中医力量。”

同时，针对新冠肺炎患者恢复期的康复，葛正行和他的团队一边通过和北京、上海等地专家沟通，制定了《贵州省新冠肺炎恢复期中医康复方案》，一边结合患者实际情况，提出了中医外治的理念。

“我们加入了运动疗法，音乐疗法，还有中医膳食的指导，通过这些综合治疗起到预防恢复期患者病毒核酸复阳的作用。”

据统计，从1月22号确诊首例病例到3月17号贵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清零，55天和新冠病毒抗击的过程中，全省累计确诊病例146例中，接受中医药治疗的病例138例，占比94.52%。葛正行说，经此一役，他对中医的发展和传承更加充满信心。

“通过我们中医的参与，中医在解决病毒最初期的高热和预防病毒发展成为重症，都有明显的优势。有些患者心情低落，还有的吃药后产生的副作用，都是通过中医的介入得已解决。

4月1号晚上，在医学观察14天后，葛正行回到了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呼吸内科开始上班。他说，在抗击新冠肺炎的贵州战场，自己守住了初心，承担了责任，也算弥补了没有去武汉的遗憾。

“又回到了熟悉的环境，给我的感觉在哪里都是看病，都是工作，我们作为医生看到病人能够康复，实际上是最有幸福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