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确很聪明，自从开始群居生活，有了人际交往后，便开始给特定空间位置上的自然或人文地理实体，取了用于称呼的名字，于是出现了最早的地名。中国历史悠久、地域广袤，因此地名有许多独特之处，且随时代多有变化。被誉为高原明珠的贵阳市花溪，地名便经过了由民族称谓到民族与山水景观结合的名称演变。
花溪原住民是古时称为僚人的仡佬族，故花溪原来的地名叫“花仡佬”。直到1937年，贵阳县政府欲将该地辟为风景区，才取“花仡佬”的首字与当地秀丽的溪流结合，更名为花溪。早年间的花溪远距城区17公里，显得相当偏僻落后。
周起渭（左）周钟瑄（右）
然而，经济上的落后并不妨碍杰出人才的涌现。就在清康熙年间，地处花溪东南，与青岩古镇相连的骑龙村，一下竟冒出了两位文采风流、政绩卓著、名闻遐迩的历史名人：一位是出身于当地望族的周起渭，另一位是其族叔周钟瑄。
周起渭、周钟瑄的先祖周朝聘原籍江西吉安府庐陵，入黔之前的家族世系失考。《贵州通志·人物志》称“渔璜先世居江西庐陵，明洪武间，有为白纳长官司者，遂著籍贵阳”。其中的“有为白纳长官司者”，指的即是周氏族谱中的一世祖周可敬。明初，周可敬随傅友德征南大军入黔，因征剿“九股洞箐”有功，明成祖永乐四年（1416年）复置白纳长官司时，封周可敬为正印长官，颁给关防印信，准其由长房子孙世袭其职，以正六品土司官领其地。自后，历代周氏族人在骑龙开阡陌沟洫，耕读传家。周氏族人虽以军功入黔，但家教甚严，重视教育，子孙皆颇有志气。
周起渭生于康熙四年（1665年），字渔璜，号桐埜，别号载公。其父周国柱，字玉础，贵阳府生员，周起渭为家中长子。幼年时的周起渭即聪慧过人，勤学好问，过目不忘。据载，周起渭“年十四五作《灯花诗》传诵一时”，颇受嘉许。20岁时，周起渭举康熙辛酉年（1681年）副榜，列第3名。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中解元，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中甲戌科进士，后改翰林院庶吉士，授检讨。在京期间历任侍读、侍讲学士。曾先后奉命出任浙江乡试正考官，提督顺天学政，并曾受命为钦差大臣，奉旨祭祀过禹陵和明太祖陵、巡阅江浙两省驻军。任詹事府詹事时，参与《康熙字典》编纂，衔名第三，清编类书《皇舆表》《渊鉴内涵》有其不少心血。周起渭在京为官20余年，成为有清一代最后一任实际掌管太子宫的官员，即雍正帝之师。
备受后人推崇的是周起谓诗歌方面的才华。在清代前期的诗坛上，周起谓享有极高地位，被视为康熙年间与史申义并列的两大诗家，有“天下奇才”之誉。他从来主张“于诗不多作，不苟作”，“不名一家”，作诗必以新、奇见长，方可称为佳作。周起谓初入翰林时，同朝多有“卑视西南之士”，门户之见极深。自知来自远方的周起谓，不受朝中习气影响，专注于朝务与诗歌创作。对于诗歌，他“独好东坡、遗山、东涧、青邱诸集，又上至建安，下至竟陵，皆研究精实，择其善者而从”。他所写的诗，既无轻挑尖险之习，更无肤廓叫嚣之态，给人予和平清缓，独特的意境。当时享誉诗坛的郭元釪为周起渭诗集作序时赞道：“无形似之与浮靡之响”，“得永其年，翱翔名位，必能题唱后学，兴起衰瘠，破门户之见，而起其积痼之习，其有造于世岂鲜哉。”
周起渭寿山石印
在京城的20多年中，周起谓以一首《万佛寺大钟歌》崭露头角。万佛寺大钟即华严经大钟。明朝建文四年（1402年），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夺其侄帝位，后改年号为永乐，迁都北京。一到北京，朱棣就铸华严经大钟，意在超度”靖难“死者，减轻自己的罪孽。周起谓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写此诗，时正供职于翰林院。该诗原名《分韵京师古迹得明成祖华严经大钟》，诗中鞭挞了朱棣夺取皇位的残酷，指出“南兵百万刲羊豕”“忠臣十族飘冤魂”“当年杀戮成丘墟”；揭示刻有二十万字的华严经大钟“一字忏除一冤命，字少冤多除不竟”，“钟声夜发老狐鸣，头戴髑髅暗中听”；最后沉痛地说，李闯王入京，崇祯吊死，明朝灭亡前的景象是“帝子王孙无处所，血溅长陵一抔土”。这首磅礴大气，意境幽旷，沉雄悲壮的诗一出，顿时震惊国内诗坛。
无论周起渭的同时代人或后世名人，对周起谓诗歌功力深厚之认可，皆异口同声。据传，康熙帝曾问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陈廷敬：当代诗人数谁？陈答：当数周起渭与史申义。史申义，字叔时，一字蕉饮，是康熙年间的著名诗人，有《芜城集》《使滇集》《过江集》等三部诗集。在陈廷敬眼中，周、史二人属于当时诗界之翘楚。乾嘉时期的代表诗人袁枚，在《随园诗话》一书中，曾把周起渭的《泛舟西湖夜半始归》诗里的“直把西湖比明月，湖心亭是广寒宫”，赞为使人"终身不忘"的佳句。《清史稿》评价周起渭的诗作时称：“诗才隽逸，尤致力于苏轼、元好问、高启诸家。贵州自明始隶版图，清诗人以起渭为冠”。
贵州会馆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周起渭临终留下遗愿：将在北京的北樱桃胡同住宅捐为“贵州会馆”，并以多年积蓄作为修建桐埜书屋之费。周起渭一生诗作甚丰，据《黔诗纪略后编》载，他的诗集数易其名初集名《回青山房》，又名《稼雨轩》，又名《燕山尘土》，后定名《桐埜》。诗集先由其弟周起濂刻印于京城，称北本；同年，好友同榜进士汪千波再刻于吴下（今苏州），称南本。乾隆年间举人谢廷薰三刻于贵阳，咸丰二年（1852年）独山莫友芝以北本为据，四刻再印。周起渭的诗歌成就不仅在清康熙年间影响巨大，后世亦被广为称道，这个出自黔中小山村的一代天才，的确为贵州争光不少。
桐埜书屋
从骑龙村走出去，以空前少有之宦绩与文才享负盛名的另一人，是周起谓的族叔周钟瑄。周宗瑄，字宣子，康熙十年（1671年）生于骑龙村，年龄上比周起谓小七岁，按辈分却是周起谓的堂叔。二人幼时均在桐埜书屋读书，但周宗瑄9岁丧母，11岁丧父，由叔父抚养。早孤的人生导致其个性坚挺，执着勤勉，虽因年龄小比周起谓入仕晚，仍于25岁时乡试中举，名列第二。周宗瑄极具孝心，叔父周奕云故世“丧之如所生”。丧期满后北上京城，先后在山西督学高章之、江南督学张志伊、直隶督学周起谓等处为幕僚，但其行止、才干深受京师名流赏识。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周宗瑄出任福建邵武县知县，到任3日，即捐出自己的奉银，购民房及空闲地扩建文庙，又出资修葺两宋名臣李纲祠堂，革除当地“红袍银”陋规。次年，周钟瑄调任台湾诸罗县知县。诸罗县始置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属台湾府，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移治今台湾省嘉义市，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更名嘉义县。
周钟瑄赴任时，诸罗“无城廓，县署仅破屋三间，附县居民不满三十家，无庙亦无学，春秋上丁，辄结棚以祀先师，事竣则撤之”。当年诸罗县之落后，今人很难想象。相关史籍记载称：“诸罗田土不垦，无渠堰之利。所辖十八社皆熟番，间有种芝麻者，余多捕鹿为生；生番则但知捕鹿而已。”周钟瑄到职后果断采取了三方面措施。一是废除“官取银而番汉皆困”的赋役苛重陋规，舒缓民间疾苦；二是传播内地先进的耕作技术，督促当地居民开垦土地，给劳动者发放农具、耕牛、种子，并兴修渠堰。经数年努力，原先荒芜的诸罗变成了膏腴之地；三是在经济发展，百姓生活改善的基础上，推行他一贯“治政必重教化”的主张，在当地设立义学，延请老师，择优秀子弟入学就读，并让当地老百姓学习“官语”，以利沟通。
周钟瑄的第一次入台任职，尽管为期只有3年，却对诸罗县的开发，作出了极大贡献。当时台湾设一府三县，而诸罗县占全台湾面积的三分之二，该县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文化上与内地的交融，对整个台湾府都产生了巨大推动。
周钟瑄二次次赴台在康熙六十年（1721年）。此前刚升任吏部员外郎的他，不到一年即因台湾发生朱一贵领导的起义，总督满宝、巡抚黄国材以“钟瑄治诸罗有善政，为番汉所服”为由，向康熙帝推荐，“以员外郎管台湾知县事”。周钟瑄到达台湾时，朱一贵领导的反知府王珍苛政的起义已被镇压，总督满宝欲缉拿朱一贵遗党，周钟瑄力主抚绥、安柔，得到吏民有拥护。当时巡按御史禅其布纵容下属为奸于台湾，周钟瑄将作奸者执捕严加惩处，禅其布竟因此上疏对周钟瑄进行弹劾。结果，经总督高其卓、尚书史贻直审理后，结论是查无实据。雍正帝即位后解除对周宗瑄诬陷，任命其为荆州知府。
周钟瑄两度治台，政绩不胜枚举，除台湾吏民广为称道的施政措施外，最受后人推崇的当数他主持编纂的《诸罗县志》。
始编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刊印于雍正二年（1724年）的《诸罗县志》，共12卷47目。该志体例与清初内地的县志相同，包括封域、规制、秩官、祀典、学校、赋役、兵防、风俗、人物、物产、艺文、杂记等。尤为可贵的是，志书除了山川图11幅，县治、学宫图各1幅外，特别编入了反映台湾少数民族习俗风情的10幅极其珍贵的绘图，这既突出了这部县志的地方特色，也达到了周钟瑄通过修县志“信今而传后”的编纂宗旨。清末唐景崧在《澎湖厅志》序中曾叹道：“台湾志存者，莫先于诸罗”。当代学者亦充分肯定《诸罗县志》编纂之严谨与推陈出新，赞其“上乘明末清初大儒顾炎武‘附经世致用之考据’之学，下起台湾方志之传统”，是一部影响深远的上乘县志。
对能享92岁高寿的周钟瑄来说，一生令人钦佩的地方很多：宦绩是一个方面，文才是获古今认同的另一个方面，编修《诸罗县志》是他给后人的遗惠。但纵观其一生，无论个人在何任上、处境如何，始终不忘爱民。他兴修水利也罢、鼓励垦荒种地也罢、革除官场陋习也罢、主张抚绥安柔也罢、编纂县志也罢，无一不是出自爱民之心。对于古今为官之人而言，真正要做到像周钟瑄这样，的确需要有一颗奉公爱民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