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一些人总喜欢将最早倡仪“向西方学习”的洋务运动与维新运动区别开来。部分学者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上将两者进行比较，认为：洋务运动中的洋务派主张维护清朝的封建制度，维新派主张兴民权、开议院、实行君主立宪；洋务派兴办官办工业，维新派鼓励发展民族工商业；洋务派主张中体西用，单纯学习外国的制造技艺，维新派主张不仅要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更应该学习先进的思想文化，等等。尤其因为1895年甲午争战争的失败，不少人认为洋务运动已被证明是失败的。这种观点得到学术界多数人的支持，几乎已成定论。

在这个问题上，笔者对上述看法一直有所质疑。首先，任何事物的发生与发展都必然有一过程。这个过程或许是漫长的，或许因为客观形势的剧变是急速的。就如自然科学界的各类发明，绝没有任何一项只通过一次实验便获得圆满成功的例子，但我们却不能用最后的成果，去否定之前的实验。其次，洋务运动与维新运动之间，至少在“向西方学习”“富国强兵”上是共同的。再者，很难想象，没有前期洋务运动的实践与甲午战争的失败教训，主张维新的人士便能猛然系统地提出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上的一整套主张。

“发展国家政治制度，不能割断历史，不能想象突然就搬来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飞来峰’。”这一论断，很值得我们这些历史研究者深思。

由于区位及交通等原因，贵州的近代化明显比沿海地区晚，但在起始阶段却来势猛、步伐快。这在中国近代上成了一个令人费解的特例。

还在洋务运动时期，近代早期启蒙思想家王韬便在香港《循环日报》评论时政，提倡变法。他在《上当道论时务书》中提出：“至于学问一端，亦以西人为尚，化学、光学、重学（即力学）、医学、植物学，皆有专门名词。”虽然这种通过发展近代教育来拯救民族危亡的思想传入贵州的时间相对较晚，但由于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的推动，近代教育思想在19世纪70至80年代，便已开始对一些知识分子产生影响。张之洞这个人早年曾随父在贵州生活，同治六年（1867年）开始出任学政。光绪十三年（1887年）调任两广总督后，提出“非效西法图富强无以保中国，无以保中国即无以保名教”。为此，他首事即开设广雅书局，并将郑珍之子郑知同任命为书局总撰。郑知同在四川任上即为张之洞幕僚，受其影响很深。尽管两年后，郑知同即亡故，但他从四川追随张之洞到广州的一番经历，毕竟对贵州产生了不小影响。

教育近代化是中国近代化的先驱。通过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为首的洋务派代表人物“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自强”方面的宣传，对传统教育改革的探索，事实上在鸦片战争之后便已开始。只是贵州因为远离沿海及国家政治中心，这方面的起步较晚，直到19世纪晚期才在严修等人的大力倡导下，由点到面地在省境内扩散开来。

令人感慨之处在于，教育近代化在贵州的启动虽晚，进展却十分迅速。自1894年严修创办经世学堂、设立官书局之后，改革学制，引进西方民主思想与科技知识，培养近代新式人才的各级各类学校便相继在贵州出现。1906年，张之洞因“念先人旧治地”愿为振兴贵州文教做贡献，不仅寄来《为开办学堂派人来鄂留学敬告父老书》，希望贵州派学生前往湖北学习，还捐资白银1000两、置田租56石供兴义府中学堂修缮校舍、添置桌椅，又捐资白银3000两从日本购来教材、实验仪器、教学标本等供学校使用。

丧师辱国的甲午之战失败后，“推广学校，以励人才而资御侮”的思想在朝野渐成共识。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李端棻上《请推广学校折》，除建议创设京师大学堂外，主张“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由是，清末数年间，贵州相继办起了一批新式学堂，旧式的书院、官学也纷改制。继严修创办经世学堂后，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贵山书院改设为贵州大学堂开始，正本书院、湘川书院、笔山书院相继改为贵阳府中学堂（后改巡警学校）、遵义府中学堂、兴义高等小学堂。此后，随着清政府推行新政，贵州先后创办的新式学校越来越多，有陆军小学堂、法政学堂、省会及各地创办的中学堂、各类小学堂及女子学堂等。

近代教育的发展，开贵州风气之先，更成为新生事物与近代人才成长的摇篮。中国近代第一个官商合办的近代钢铁企业——青溪铁厂，率先落户于昔日僻远落后的贵州；维新运动中的“公车上书”，参与签名的贵州举子在已实姓名的人中几乎占1/6；辛亥革命前贵州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1/53，而仅1905年选派出国留学的人数却达到1/27；在响应武昌起义的独立各省中，贵州能成为继鄂、湘、陕、滇、赣之后率先推翻清朝统治的省区；五四爱国运动中，反帝反封建的风暴迅速席卷整个高原；辛亥革命之后向来以闭塞著称的贵州，不仅涌现出一批热衷于发展民族工商业的近代人物，更从大山中走出了一批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凡此种种，皆与贵州近代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谈到近代工业，人们禁不住要想到随洋务运动兴办起来的军事与民用工业。这些工业采用机器设备，雇用工人生产，规模远比旧式作坊大，以工厂为生产组织形式，在培养了近代科技人才，促成中国近代工业兴起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贵州的情况也摆脱不了这一趋势：先是纯粹的官办、官督商办，继之转变为官商合办，再发展到商办。只不过这一近代工业发生、发展的过程，在原属落后的贵州一旦展开，便表现出短暂、快速、发展迅猛的突出特点。

曾经的青溪铁厂

用近代工业的标准衡量，贵州真正称得上近代工业的，无疑是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洋务派主办的青溪铁厂。但这个在中国近代工业史上有着里程碑意义、首个以官商合办“股份制”集资形式创建的钢铁企业，出于各种原因很快夭折。而贵州因为不沿海、沿边，鸦片战争后并没有立即出现帝国主义开办的企业，直到光绪十四年（1888年），才有德商瑞記洋行经理戴玛德以考察青溪铁厂之名入黔，获悉铜仁万山盛产朱砂，着手筹办开采事宜。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英法水银公司成立，大肆开采万山汞矿，成为当时贵州最大的外国资本主义企业。之后，又有法国人强迫清政府签订《华洋合办正安公司章程》开采铅锌矿，法商亨利公司开采思南、印江银矿，法商大罗洋行开采平远（今织金）云母锑矿及其他掠夺贵州矿产资源的企业出现。

帝国主义在贵州掠夺资源，办厂开矿，虽在客观上引入了技术、机器设备，促成一部分产业工人队伍的形成，但这种半殖民地企业的建立并不能推动贵州近代化的进程，贵州人也没有等着这些侵略者来发展自己的近代化。

在清末民初社会巨变的驱使下，贵州一些具有先进思想的工商业者，借助省境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当局对创办工商企业的提倡，通过各种渠道聚集资金，从扩建原有的手工作坊开始，向外引入机器、技术，着手创建并发展面对民生的民族资本企业。这些企业开始集中于采矿、纺织、酿造、皮革等领域，接着向机械、染织、造纸、印刷、食品、化学等行业扩张。《中国工业史要》按当时农商部的标准统计，宣统三年（1911年）贵州全省共有工厂120家。其中织造工厂49家、机械及器具工厂4家、化学工厂43家、饮食工厂22家、杂类工厂2家。这些工厂的规模虽然都不大，雇佣工人也很有限，却代表着贵州近代民营工业的起步。

清末民初的实业家中，人们最熟悉的应该是华之鸿。幼时听老人们说，贵阳（贵州）最有钱有势的人要数唐、华、高3家，民彦用“唐家的顶子（官高）、华家的银子（钱多）、高家的谷子（地多）”来形容三姓的家境。其实，这也仅是指其主要方面罢了，旧时代的权、钱、田总是连在一起的，只不过到了后期，这些家族发展的方向各自不同而已。

相比之下，华家在清代的官职不高，光绪二年（1876年）华联辉被四川总督丁宝桢委办盐政，在泸州设盐务总局，于各产盐区设厂局。清代在产盐区设置的盐政，全称“巡视盐政监督御史”，仅为五品官。但四川的井盐行销四川、湖南、湖北、贵州、云南、甘肃六省及西藏等地，因而其地位尤为重要。善于经营的华联辉正是靠涤荡陈规，改行官运商销，为国库增收白银200余万两，深获赏识，才被破格授以知府留川补用。其子华之鸿则在此基础上发展实业，得以成为推动贵州近代化进程举足轻重的民族资本家。

华之鸿早年曾当过仁怀厅儒学训导，故对教育极为重视。辛亥革命前曾与唐尔镛、任可澄创办领袖全黔的贵州通省中学堂，后又开办优级师范选科、宪群法政学堂、团溪两等小学堂及息烽寨底文昌阁小学等。1907年，华之鸿还出资参与创办了《黔报》，并被推为商务总会会长。但这些都不是华之鸿生涯中最重要的，他对贵州最大的贡献在于倾全力创办了文通书局。

依靠经营盐业集聚的资本，华之鸿于光绪末年开始筹办文通书局。先派人到京、沪等地考察机器印刷事宜，接着遣人到日本学习印刷工艺技术、采购各类机器设备。宣统元年（1909年）首批设备经由上海溯江而上至重庆，再转运至贵阳。设备到位后，华之鸿当即选址于贵阳市勇烈路，聘来技师安装，于次年正式开始营业。为扩大生产规模，提升印刷质量，开工未几，华之鸿又派老友田庆霖等再赴日本，学习影印、制版、雕刻、照相等技术，购回石印、彩印、燃油引擎等设备，并由日本请来3名技师指导生产。

文通书局

文通书局创立后，除生产设施、生产工艺全部按照当时最先进的的近代企业标准外，在管理上也彻底废除清末官办、官督商办的一套陈腐封建格式，采用与近代企业生产相适应的管理模式。书局局主由华之鸿本人担任，局主之下设经理总管生产与后勤事务，直接向局主负责。书局之下设铅印、石印、事务三部及一校对室。各部之下设若干业务组，各司其职，以确保生产与后勤工作的正常运转。各组业务协同配合，各部互不相属，业务上直接由经理领导与督促。

文通书局不仅是贵州近代历史上第一个民营出版企业，也是清末民初贵州最早引进机器生产及管理模式的近代工厂。创办者坚持“文以载道，通达心灵”“提倡文明，转移风化”的宗旨。在辛亥革命前后的社会激荡时期，文通书局发挥了传播近代新文化，推进贵州近代化的积极作用，是贵州近代化进程中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篇章。它与同一时期的商务、中华、世界、开明、大东、正中等书局齐名，列为全国七大书局之一。

在特定时期、特定条件下的贵州近代化，尽管显得短暂、快速、发展迅猛，但在继之出现的军阀混战恶劣环境下，这一近代化的历程，却不断被战乱阻断与湮没。直到抗战前夕，整个贵州的教育、工农业生产依然处于极其落后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