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文化老人 | 为地方文化做出贡献的实业家华之鸿、华问渠

在现代贵州历史舞台上，有一批值得被我们熟记的文化人物，他们是录入了贵州反清斗争中第一个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贵州辛亥革命先驱平刚，民国《贵州通志》的总编纂任可澄、杨恩元，中国建筑学奠基人之一的朱启钤，享誉全国的大书法家严寅亮、萧娴，著名出版家、作家、教育家谢六逸、马宗荣等。动静为大家选编了宋洪宪《贵州现代文化人物》一书中的篇目，讲述他们的主要履历，介绍他们在文化事业上的突出成绩。

为地方文化做出贡献的实业家华之鸿、华问渠

华之鸿（1871一1934年），字延厘，晚年改字为延仪，祖籍江西临川，1871年生于贵阳。其幼年勤苦好学，为副贡生，曾任仁怀厅儒学训导。1902年弃官回贵阳，接管其父开办的永隆裕盐号，并积极从事社会活动，从此开启其在贵州的各项事业。华之鸿受其父华联辉影响颇深，不仅从父亲手上接下了庞大的盐业经营，而且还继承了乃父于1867年创办的成义烧房（茅台酒厂前身之一）。此外，其父喜好以刻本形式印书送人的义举，也对华之鸿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华之鸿到贵阳后，凭借其父留下的财力，跻身于贵州政界、商界。戊戌变法后，华之鸿受维新思潮影响，留心新学及新兴实业，关注国内政局，积极从事地方政治经济活动。辛亥革命前夕，华之鸿曾任贵州省商会会长，与任可澄、唐尔镛等组织具有资产阶级改良色彩的贵州宪政党。他于1907年、1909年先后出资联合创办了《黔报》《贵州公报》，此为贵州最早出现的现代新闻媒体。

清王朝废科举，全国各地纷纷设立新式学堂，华之鸿亦出资白银二万多两，创立贵阳府中学堂，后改名为贵州省公立中学堂（即现在贵阳一中前身）。华之鸿积极支持师范教育，为新学培育师资。同时，华之鸿与唐尔镛等人在财力、物力上大力襄助贵州优级师范选科学堂，使之得以正常教学，为地方培育人才。此外，华之鸿还参与创办了宪群法政学堂。后人评价其办学堂所做的努力说，华之鸿“续办优级师范选科、宪群法政，皆躬劳而任其费……”出钱出力又服其劳，花费了很大的心血。1911年后，又与人共同创办贵州公学分校、遵义中学堂和团溪公立两等小学堂、息烽文昌阁小学堂。华家兴办教育，培育人才的善举是一脉相承的，此后其子华问渠继承父志，1932年秋，与地方著名人士李俶元、田君亮等共同捐资一万元，创办私立毅成中学，其中华问渠捐资二千元，数额为最大。

华之鸿鉴于贵州文化教育落后，交通险阻，各类书籍甚至连学生教科书都需要从外省运进的现状，于是决心创办书局，振兴地方印刷工业，发展出版事业。华之鸿延请遵义官书局田庆霖负责筹建书局，两次由田带人东渡日本购买铅印、石印、彩印等全套设备，学习日本印刷技术，还聘请日本印刷技师来贵阳传授技艺。贵州交通不畅，加之往来东洋购买设备、学习技艺、聘请外籍技师等花费颇巨，书局初建开工时，已耗银二十多万两。初创的书局名为文通书局，地址在贵阳城内王家巷，华之鸿任局主，田庆霖任经理，职工一百余人。开始营业初期，书局只能印刷一些装帧简单的启蒙书籍、学生作业本、描红之类的印刷品。后来，随着文通书局技术改进，可以印刷一些装潢较为复杂精美的图书。由于文通书局印刷出品的图书物美价廉，在贵州境内逐渐代替了传统活字版及雕版的图书印刷，市场得以迅速打开，文通书局出版的一些图书还远销省外。1927年后，文通书局不仅可以印刷书籍，还可承印钞票（贵州地方政府发行的“黔币”）和会计账册、捐税票据、政府公报、报纸、期刊等，经营种类增加，年营业额最高达三十万两（白银）。由于印刷业务的扩大，靠进口纸张满足不了需求，而且舶来纸张价格昂贵，不利于扩大生产规模和拓展市场。华之鸿了解各方面情况后，决定自办造纸厂，他斥资六十万两（白银），派人赴日本购买造纸设备。于1919年创办了当时西南地区第一家机器造纸厂，命名为永丰纸厂。该厂出品纸张，除满足书局的日常印刷需要外，还销售出省，影响很大。为扩大书局业务，1927年，文通书局成立了图书部，专门对外发行贵州版图书。1930年春，华之鸿因病退出文通，并于1934年病逝于贵阳。文通书局及其他各项事业由其子华问渠继承。

华问渠（1894一1979年）小时候，在贵州宪群法政学堂读书。毕业后，协助其父经营文通书局、永丰纸厂、成义茅台酒厂、林东大成煤矿等企业。华问渠担任文通书局局主后，立即着手恢复生产经营（文通因1930年春的火灾一度停产停业），重建厂房，添置印刷设备。在一年多时间内，“文通”得以恢复生产，所欠债务也逐步偿还。抗战爆发，祖国大片河山沦入日寇之手，大批学校和企业也由华北、华东向贵州等战时“大后方”转移，全国一些著名的书局书店也来到贵州避乱，当时在贵阳设立分局（店）的就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读新书店、开明书店、正中书店等。此外，沿海及中心城市迁入贵州的印刷厂就达数十家，出版印刷行业在贵阳形成畸形竞争。一方面印刷市场不大，另一方面印刷厂家极多。这对文通书局等本土企业的发展形成了严峻的挑战，但华问渠在困难面前发现商机。当时内迁贵州的大专院校里，专家、教授的著述无从发表，一些作家的著作也很难有条件付梓。这种出版困难的情况促成他改组和扩大文通书局业务机构，以适应新形势及市场的变化。针对编辑出版业务，华问渠特别设立了文通书局编辑所，邀请在学界有广泛影响的大夏大学教授、社会教育学家、作家马宗荣担任所长，上海复旦大学教授、新闻学家、编辑学家、作家谢六逸为副所长。同时，将文通书局改组为文通书局总管理处，华问渠任总经理。为加强书局的竞争力，马宗荣、谢六逸利用其在文化界教育界的影响，走进西迁贵州、四川、重庆和云南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延请各方名流、专家、学者、教授成立文通书局编审委员会，计有编审委员104位。这是一支强大的编研队伍，即使与当时国内最强大的书局相比，此编审委员会也毫不逊色。这既增强了文通书局的编辑力量，也进一步扩大了书局在全国的影响。

文通书局编辑所自成立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先后编辑出版了各类书籍400余种，包括文学、历史、教育、数学、理化、天文、建筑、哲学、卫生、方志等。其中最著名的有马宗荣、谢六逸主编的《大学丛书》，谢六逸主编的《新闻学丛书》，肖一山的《经世丛书》，朱章赓的《公医丛书》《医学丛书》，曹未凤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邱倬编著的《邱氏内科学》，马宗荣《新时代社会教育新论》《中国古代教育史》，沈隽琪、李茂之合著《生理学实习指导》，刘毂孙著《实用医疗学要览》，肖一山著《中国通史》等，都是当时的畅销书。文通书局在华问渠的领导下，出版业务日益壮大，其发行的书籍刊物遍及全国各地。随着市场及业务的扩大，文通书局先后在贵阳、遵义、重庆、成都、昆明成立分局。1945年日本战败后，又设长沙、广州、上海等分局，并设书局管理处驻沪办事处。这一时期又出版了众多新书，如茅盾的《近代短篇小说选》，穆木天翻译的《巴尔扎克全集》，朱厚锟译《文苑外史》，冯大麟著《东方文化与中国复兴》等书，均成畅销书，影响极大。

文通书局编辑所还编辑出版《文讯》月刊，提供发表园地供专家学者、作家和一般文学青年发表作品。该刊先由谢六逸任主编，谢病逝后，先后由顾颉刚、白寿彝、娄子匡、岑家梧任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两年，该刊由诗人臧克家主持。在此阶段内，《文讯》因其可读性增强、进步性明显而扩大了影响，甚至茅盾、郭沫若也在《文讯》上发表文章。随着时局变化，国民党当局开始监视、迫害《文讯》，臧克家也不得不会同文通书局派来送他的张志毅、邓时铨一起逃往香港。

为了扩大发行销售中小学教科书业务，华之鸿同意马宗荣与国民政府教育部联系，参加成立“七联处”（即国定本中小学教科书七家联合供应处，七家为：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开明、正中及文通书局），文通书局一跃成为当时全国七大书店之一。虽然文通书局在“七联处”中印刷教科书任务最小，但面对贵州及周边地区的教材需求，印刷数量也相当可观了。

华问渠在办好文通书局的同时，对永丰纸厂、林东大成煤矿以及成义茅台酒厂进行了深化管理。如华问渠接任管理成义茅台酒厂后，不仅在用工上更强调延请名师，酿造工序也一丝不苟，还成倍地扩大茅台酒的生产规模。华联辉当年创坊时，年产“回沙茅酒”1750公斤。华之鸿接手该厂后，年产量达到8500~9000公斤。1944年，华问渠进一步扩大规模，窖坑增加到18个，年产量高达21000公斤。1949年以后，在政府合并的“华茅”“王茅”“赖茅”三家酒坊中，华之鸿的“华茅”规模最大，工艺最全，为国营贵州茅台酒厂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华问渠主要功绩在于既发扬光大了先辈事业，在书局管理及企业管理上又有新的建树。

参考文献：

1、朱崇演：《华家在贵州近现代史中的作用》，载贵州近现代史研究会编《黔故札记》，2004年。

2、彭元富、洪波：《华家在贵州近现代史上的作用——学术研讨会综述》，载《贵阳文史》2002年第4期。

3、查继玺：《华家与贵州教育》，载《教育谈丛》，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年。

4、何明杨：《出版名人华之鸿》《出版名人华问渠》，载贵州省近现代史研究会编《贵州版史研究》，1996年。

5、华问渠：《贵州成义茅酒（华茅）纪略》，载《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1980年。

6、杨恩元：《华君延仪墓表》，载贵州文献征辑馆编《贵州文献季刊》，1938年。

7、华问渠：《贵阳文通书局的创办和经营》，载《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19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