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筑山一生中最重大转向的启机是和晏阳初的结识。从此，一个身着西装皮鞋的上层精英，换上粗布长衫，“走出象牙塔，住进泥巴屋”，从事起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事业来，“把论文写在了大地上”。

倾身平民教育

1924年，陈筑山与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晏阳初先生初次见面，听晏阳初说在平民学校可用96个小时读完《平民千字课》四册，就能看书读报了，十分惊喜。在和晏阳初长谈后，他表示，平民教育工作我们责无旁贷。我以前参加倒袁的革命，只是消极的行动，不是建国的根本。一个月后陈筑山就写出了“平教总会”会歌的歌词：“茫茫海宇寻同志，历尽了风尘，结合了同仁，共事业，励精神，并肩做长城。力恶不除己，一心为平民，奋斗与牺牲，务把文盲除尽，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齐见光明。 一齐见光明，青天无片云。愈努力，愈起劲，勇往向前程。飞渡了黄河，踏破了昆仑，唤醒旧邦人，大家起做新民。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

《平民千字课》内页

晏阳初在1926年给蔡廷干的信中说：“陈筑山在指导该部（指公民教育部）的活动，他是位作家、学者，也是贵州省前任参议员。由于陈教授现在仍然是国立法政专科学校的校长，他目前只能花一半时间帮助我们工作。不过正如他所做的，他相信平教会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公民训练最有效的机构。因此，他已决定辞去法政专科学校校长的职务，并从1927年一月一日起把他的全部时间投入到我们的公民教育计划中去”。

1926年，陈筑山毅然辞卸国立法政专科学校校长职务，投入平教总会的服务，先后担任专门干事、秘书长兼公民教育部主任、代理干事长、定县平民文学部主任、驻桂办事处主任，是晏阳初的得力助手。晏阳初曾说：“陈筑山和瞿菊农是我的两员大将”；“在会务发展到重要关头，他仍能不辞辛劳，担任艰巨。为慎重将师计，不能不倚重陈先生”。陈筑山与傅葆琛、冯 锐、汤茂如、瞿菊农、郑 锦、刘 拓等又被称为平教会早期“七大金刚”。有研究者认为：陈筑山“以实际行动参与中国人权建设实践，是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重要人物，蜚声世界的乡村建设‘定县实验’的创办人之一。” 

平教会成员及家人（前排右起第八人为陈筑山）（图片来自网络）

早在1915年，陈独秀提出“平民教育”的口号，主张教育的“唯民主义”；李大钊则突出教育的“庶民主义”，倡导“一般劳作的人均有受教育的机会”。 1927年，陈筑山在其所著《平民的公民教育之计划》一文中写道：“中国人口号称四万万占全世界四分之一，就文化程度而言，失学的成人与青年在三万万以上，在民智竞争的世界，面对教育普及的文明国家将何以立国？”8月，陈筑山等在《平民千字课》之后又编纂印行了《农民千字课》《市民千字课》《士兵千字课》。

1927年也是乡村建设开始从理论走向行动，从研究走向实践的重要转折点。晏阳初开展以农民教育为重点实现民族再造的乡村建设运动；陶行知开始筹办乡村师范；梁漱溟在山东邹平所从事的长达7年的“乡村建设实验”；卢作孚在重庆北碚进行大规模的“乡村建设实验”。

1928年，陈筑山编纂《王阳明年谱传习录节本》，他在序中说：“平教总会同人终岁为‘除文盲，作新民’之事业而勤动，举全力以为他我，犹是兢兢业业，惟力不足；而无暇于自修，更觉诚惶诚恐，己已不立，何以立人？”故而他编纂这本书，“以先生之言行，简切真诚，实为导人入圣之捷径。”“对于世之有志修养而少闲暇者，或略有补益。”他在《人格修养讲演大纲》中也强调“故人格之修养，为从事教育者，最切要的根本功夫”。

平教会宣传壁画

1928年5月9日，是北洋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的国耻纪念日，平教会办的刊物《农民》也刊登了相关的文章，有几篇还是平民教育总会的几位部主任亲自撰写的。5月10日上午，几十个荷枪实弹的宪兵冲进平教会，要抓晏阳初，当时晏阳初正好有事去了天津。陈筑山高声说道：“晏先生不在，我是代理总干事，你们要抓人，就抓我好了。我叫陈筑山。”宪兵便将陈筑山带走扣押。晏阳初回来后，连忙去疏通，一直找到张学良才同意释放。当晏阳初到看守所去接人时，发现陈筑山正在那里教两名宪兵读《平民千字课》认字。

平教会刊物《农民》（图片来自网络）

1929年夏，晏阳初再赴美国募款回来后，约请陈筑山、冯锐等连续开了几天的会议，最后决定集中人力物力，开展以乡村建设为目标的以农民为主要对象的教育实验运动。晏阳初与陈筑山、熊佛西、傅葆琛、瞿菊农、冯锐、陈志潜、郑锦、孙伏园、汤茂如等大批海外归国博士携家人前往河北定县，开始了一场引人注目的乡村建设实验，试图解决农民存在的“愚、穷、弱、私”四大顽疾，提出以“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大方式结合，“以文艺教育攻愚，以生计教育治穷，以卫生教育扶弱，以公民教育克私”四大教育互为支撑的农村改造方案。

左起：晏阳初、陈筑山、汤茂如（图片来自网络）

1930年，卢作孚亲自率领有关人员赴华东、东北、华北进行系统考察，7月在天津与陈筑山、汤茂如等平教会骨干见面并了解河北定县的平民教育经验。

1931年，陈筑山主持定县高头村试点。到村后，取材高头村北面的双平山，作了一首《齐上双平山》歌：“我要到天国，我要到西天。我要到那大同世界。遍地是荆棘，那里有路线？我们村里有路线，有路线。男男女女，老老幼幼，携手齐上双平山。左边一路到天国，右边一路到西天。大同世界路何在？平平坦坦在中间。男男女女，老老幼幼，大家一齐，把手牵。死死生生同性命，相亲相爱齐往前，齐往前”。谱曲后教全村唱起来，营造浓厚的建设新村气氛。陈筑山创建“合作生活哲学”制度，设立“爱村俱乐部”，实施村民公民道德的实验。

在高头村，正遇黄齐生老先生到绥远探视监禁中的王若飞。此时，在陈筑山的主持下，公民教育部正在编辑一套弘扬国族精神的读物《历史图说》，以对平民学校的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陈筑山便邀请黄齐生老先生一同工作，参与编写《历史图说》。因与黄齐生老先生是多年的老朋友，故陈称呼黄为“齐哥”。

黄齐生（图片来自网络）

陈衡哲在《独立评论》发表《定县农村中见到的平教会事业》一文，记述了她在定县的见闻。她说：“高头村是平教会实验区城中心点之一，公民教育主任陈筑山先生，和他的新夫人及两位女公子，住在此地。他们所办的事业，大多是偏重家庭式教育，而非注重读书的。他们有家长、主妇、青年、闺女及儿童的五种聚会。他们靠着这些聚会，把做人、治家的常识、合作的方法与精神，灌输到了村民的脑中。又帮助他们发展手工艺术，改良纺织技能与机器，引进了从前未有的羊毛织业。他们教本村的闺女去学习，教育儿童，使他们一方面能了解合作的意义，一方面能‘学养子而后嫁’。”

定县农民识字班（图片来自网络）

1932年平教会与河北省政府合作，成立《县政建设研究院》，陈筑山任副院长。陈筑山撰文指出，定县县政建设实验是在平民识字教育、公共卫生事业、农业技术改进等成果的基础上，实验改革县政，获取扩大、深化农村现代化内涵的方法。

据《梁漱溟日记》载：“1932年12月4日，赴南京参加第二届全国内政会议，以专家名义应邀参加。同车有晏阳初、陈筑山，又遇杨树诚。”“1933年6月初，在北平，会晤晏阳初、陈筑山。6日，共同商定召开乡村工作讨论会，决定在邹平开大会。7月14至16日，第一次乡村工作讨论会在邹平召开。”陈筑山连续担任第二、三届主席团成员，并在第二次会上作《河北县政建设研究院工作》专题报告。

前排自右至左为梁漱溟、章元善、魏朗斋、严敬斋、陈筑山、高践四、晏阳初、于树德，后排自右至左为：许仕廉、杨开道、梁仲华、李景汉、孙廉泉、瞿菊农、张鸿钧。（图片来自网络）

燕京大学曾邀请平教会同人轮流作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演讲，陈筑山作演讲《县政建设》。

平教会公民教育部将定县高头村作为公民教育的实验区，大力提倡“国族精神”。1934年，陈筑山将1928年所写《国魂论》改为《国族精神》。他说，国魂就是国家的心，而国家的心灵是由个人的高等心灵(即智、仁、勇)结合而成的。他认为，中国的志士仁人精神视国家、法纪，职守、道义、信义、节义，廉耻、名誉、恩仇、朋友、成人等皆重于生命，这是日本武上道精神所不能比的。应当宏扬我们的民族精神，为中华民族生存发展而不惜献出个人的一切。

陈筑山与美国社会学家甘博在定县

1932年，湖南省派人到定县考察，回湘后建议设立湖南县政研究院及实验县，拟请陈筑山前往主持指导一切，后因多种原因未能实现。与此同时，新桂系领导人李宗仁、白崇禧分别写信给晏阳初，讨论农村建设问题。1935年，陈筑山曾两次赴广西参观接洽，详细考察，与李宗仁、白崇禧多次商谈，拟定可行的具体计划。1936年3月，陈筑山等到达广西进行工作，同时坚持平教会只参加乡村建设的工作，而不领广西省政府的薪金。陈筑山还婉拒出任广西教育厅长。

1936年6月，定县县政研究院改组，河北省政府早有意换人，晏阳初和陈筑山被迫辞去正副院长职务，定县县政改革实验就此停顿。“两广事变”后，陈筑山由广西入四川，主持推进四川平教事业。此时，卢作孚任四川省建设厅长，采纳晏阳初的建议，设立设计委员会，襄助建设厅，主持对全省建设的设计。10月，四川省设计委员会正式成立，聘四川、华西、重庆三所大学的校长及平教总会同仁陈筑山、霍六丁、傅葆琛、陈志潜、陈行可、常得仁为委员。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陈筑山又面临社会角色的转变。

河北定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