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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与“青春之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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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起直追,勇往奋进……索我理想之中华青春之中华……”穿越100多年的风雨沧桑,他那洪钟大吕般的声音,依然铿锵作响,撼人心魄。

一袭长袍,圆脸黑须,目光深邃,神情镇定,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定格在人民心中最后的形象。

漫漫长夜中,他高擎火炬,在中国最早播下了马克思主义的火种。他将短暂的一生,全部倾注到建立“青春中国”的革命伟业中,并为之付出了宝贵的生命。

理想心声:创造青春之中华

鸦片战争后,中国处于深重的民族危机之中。1916年5月,27岁的李大钊结束了日本的留学生活,回到祖国。当时中国正在开展反对袁世凯的斗争,在全国人民的谩骂声中,袁世凯不治而亡。为进一步施展抱负,梁启超等人在北京创办了《晨钟报》,邀请李大钊主持编辑工作。在创刊号上,李大钊发表《〈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文中第一次阐明“青春中华”的理想,向青年发出奋起自觉的召唤。他指出,中华民族亟须解决的,不是亡与不亡的问题,而是如何再造青春;中国的出路在于摆脱旧传统、旧观念束缚,勇往奋进,急起直追,创造一个面向未来充满活力的青春中华。

1918年,李大钊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成为新文化运动主将,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之一。李大钊认为,古老的民族能否再现青春,关键“系乎青年之自觉如何耳”,因此致力于青年启蒙,做青年的良师挚友,积极为他们排忧解难,提携扶持,指引青年朝着正确方向前进。包括毛泽东在内,李大钊的红色旗帜下,还围绕着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黄日葵、罗章龙、刘仁静等一批进步青年。

按照当时北京大学的薪酬待遇,李大钊每月240大洋。但他“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夫人赵纫兰常为家中生计发愁——原因是李大钊常接济贫寒学生。最后,北大校长蔡元培不得不关照会计科,每月发薪时先扣下一部分,亲手交给李夫人,免得李家“难为无米之炊”。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他去北大求职,受李大钊赏识,安排当助理员。在北大工作期间,他常旁听哲学和新闻课,想找名流请教,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话”。而当时已是学界权威的李大钊,对这位只有中等师范学历的属员不仅有问必答,还常推荐新书。1949年,毛泽东率中央领导机关自西柏坡进入北平,感慨地说:30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

“青春中华”之理想,奠定了李大钊一生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崇高使命感和不懈奋斗精神,让他成长为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创始人和革命家之一。1927年4月,李大钊被捕入狱。他受尽各种严刑拷问,始终坚贞不屈,大义凛然,惨遭反动派杀害。据当时报纸报道,他受审时“精神甚为焕发,态度极为镇静”,就义时未满38岁。

为共产主义“点种”

从介绍十月革命的革命经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到创建一个又一个的先进组织,再到中共一大的筹备,李大钊提携后辈,为革命“点种”起到了先锋与领路人的作用。

1918年夏,李大钊回到家乡河北乐亭度暑假。亲戚赵云奇问他:“三姐夫,你在北京倒是干啥呀?”李大钊浅浅一笑说:“点种。”赵云奇对这个回答感到有些莫名其妙,继续问:“庄稼人种地要点种,你点什么种?”李大钊说:“你是个商人,是不懂我点的什么种的。”赵云奇后来才明白,三姐夫点的种子,是革命的种,共产主义的种。

这年10月,毛泽东经老师杨昌济介绍认识了李大钊,做了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负责登记新到报刊和阅览人的姓名,管理15种中外文报纸。这时他开始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还在天安门广场听了李大钊《庶民的胜利》演说。1949年3月,毛泽东由西柏坡北上进京途中又讲道:“李大钊是我真正的老师。”

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李大钊主张把志同道合的人组织起来。《新青年》《每周评论》在这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但李大钊认为还不够。他与王光祈等人商量,决定发起少年中国学会。在1919年6月30日的筹备会上,大家推举王光祈为筹备处主任,李大钊为编辑部主任。第二天,学会正式成立。在成立大会上,根据李大钊等人的提议,将学会的宗旨改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毛泽东、张闻天、邓中夏、沈泽民、黄日葵、恽代英、高君宇、赵世炎、蔡和森、李达、杨贤江、缪伯英、许德珩、田汉、朱自清等来自各个领域的进步青年,都曾是这个学会的会员。当时在北京,唯有李大钊有可能联系各种社团和派别,形成统一的社会主义运动。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陈独秀于1917年1月13日被聘请为北京大学教授,到任后他就把《新青年》杂志搬到了北京大学。李大钊1917年底受聘于北大,1918年1月接替章士钊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并兼任教授。北大共事期间,陈独秀团结李大钊等一大批先进分子,进入其创办主编的《新青年》杂志编辑部,组成了新文化运动阵营。在北京大学期间,陈独秀与李大钊接触频繁,“常出入李大钊的办公室”。1918年7月至11月,李大钊连续在《新青年》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等三篇文章,在中国首倡马克思主义,并热情颂扬俄国十月革命。正是因为《新青年》杂志和李大钊等人的宣传研究,使得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开始风靡中国。

1920年初,获悉京师警察厅准备逮捕陈独秀的消息后,李大钊雇了一辆骡车,装扮为收账先生,让陈独秀坐在车内。为了避免暴露陈独秀的南方口音,沿途住宿等一切交涉皆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也就在这辆雇来去天津的骡车上,陈独秀与李大钊“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这就是后来传为美谈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故事。

1920年3月31日,李大钊领导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0年5月,陈独秀领导成立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0年8月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北京共产党组织于1920年10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办公室正式成立,当时取名为“共产党小组”。在各地党的组织先后成立后,国内外已经有了8个党的早期组织,共50余名党员。在陈独秀、李大钊的领导下,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陈独秀担负起了中共中央局书记领导全国党的工作的重任,李大钊则负责指导北方地区党的工作。在陈独秀和李大钊的领导下,实现了与中国国民党的第一次合作,掀起了国民大革命高潮。1925年,在陈独秀和李大钊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五卅运动”获得胜利,给予英日等帝国主义以有力打击。

对于“南陈”与“北李”的丰功伟绩,当时就有人写诗颂扬道:“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孤松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悬照古今。”可见“南陈北李”当年已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盛誉,并广为人知。

编辑

王睿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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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小千

编审

王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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