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长说党史丨“红军菩萨”

在遵义红军山，有一座红军卫生员墓，群众称为红军坟。这里流传着一个十分动人的小红军的故事。

1935年红军长征来到遵义的时候，驻遵义郊区桑木桠的一个连队里有位年轻的卫生员，不仅医术高明，更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格。卫生员终日忙着给长期缺医少药的贫苦群众诊病、送药。他热情、耐心、周到，经他诊治过的病人，都医到病除。红军卫生员如神医的消息，越传越远，周围的农民都来找他看病。不管白天黑夜，刮风下雨，只要有人找，他总是有求必应。

一天傍晚，有个小孩找到红军卫生员，说爸爸病了，浑身烫得像火烧一样，请卫生员去给他爸爸诊病。卫生员一听病人高烧，立即随孩子爬山越岭跑了十几里路，来到了病人的家。经诊断，孩子的爸爸染上了伤寒，病情严重。卫生员立即给病人打针、服药，一直坐在病人身边观察病情变化，一夜未归队。

就在这天夜里，他所在连队接到上级命令，要在拂晓前出发。但卫生员没有回来，几处查问也无结果，连长只好留下一张字条，请房主刘大伯转交给卫生员，叫他沿着部队出发的方向追赶队伍。

天亮后，还不见卫生员回来，老百姓都替他担心，红军已出发这么久了，他再不来怎能赶得上呢？红军一走，反动派军队就要来了，刘大伯和几个老乡站在高坡上焦急地望着，等了半天才看到卫生员匆匆走来，刘大伯忙把连长留的字条交给他。看了字条卫生员赶紧跟刘大伯道别，去追赶部队。

卫生员离开以后，几位老乡怕出意外，仍然站在高坡上察看。突然，从卫生员去的方向传来枪响，几位老乡的心情马上紧张起来，估计发生了不幸的事情。不久，国民党保董家几个狗腿子背着枪从尹家屋基走过来。等他们走后，刘大伯和几个老乡在桑木桠场口，看见卫生员已躺在血泊里。刘大伯等默默地围着卫生员遗体，伤心地落下了眼泪。大家说：“卫生员给这里许多贫苦百姓医好了病，这次因给老百姓治病，未能和部队一道转移，才遭到这班伤天害理的禽兽的杀害。红军为群众，我们也应对得起红军，卫生员被杀害了，他的遗体可不能再遭蹂躏。”于是刘大伯和老乡就把卫生员安葬了。

红军虽然走了，但红军处处为穷人的举动，深深地打动了当地群众。他们十分怀念红军，特别是经红军卫生员医治过疾病的穷苦人，对红军的怀念更为深切，他们把对红军的思念，寄托在了红军坟上。

不久，国民党遵义专员高文伯路过桑木桠，看到红军坟，他又惊又气，命令保长张建秋找人把坟挖掉。附近老百姓听张建秋喊要大家挖坟，又气又恨，在他的威逼下，大家徒手往坟边走去。张建秋一看都没带锄头、撮箕，大发脾气，命保丁和狗腿子找来锄头，老百姓仍不肯动手。张建秋气急败坏，举起锄头就挖，刚把面前一块石头撬动，坟上的泥土、碎石轰隆一声坍下来，一块石头正砸在他脚上，鲜血直流。老百姓趁机喊着：“红军显灵了！”纷纷向四面散开。张保长见众人跑散，顾不得脚疼，也匆忙逃回家去了，红军坟便得以保存下来。老百姓本来就盼望红军坟显灵，自此，大家也就真把红军坟当作神灵一样来看待。谁家有人出门未归，家里人就到红军坟求“红军菩萨”保佑平安无事，谁家人病了，也到红军坟来许愿，甚至谁家没生儿育女，也来红军坟托福祈祷。碰巧，家人平安回来了，病人好了，或真的生了儿女，他们就说红军坟“灵验”。这样一传十，十传百，远近几十里经常有人来烧香、烧纸。红军坟在老百姓的心里，成了救苦救难的菩萨。从此，群众更加爱护红军坟，凡来烧香许愿的，都要给红军坟添添土、栽树、清除杂草，于是红军坟越来越大，越来越壮观。

国民党专员高文伯，一次又从红军坟旁经过，见坟比以前更大了，坟前还有香火，这使他更加气愤，认为张建秋不会办事，于是又令保董肖炳文去监督挖坟。刘大伯和桑木桠的很多老百姓再也忍不住了，他们拿着锄头、镰刀，愤怒地质问肖炳文：“你们为什么要和这个坟作对，红军坟能替我们免灾除病，你们要挖它，就是和老百姓作对。”肖炳文见群众不动，便督促他带来的保丁动手挖坟。那些保丁也曾听说过红军坟“灵验”，心里本来就怕，一个保丁不小心，锄头落在脚上，鲜血直流，以为红军坟真有“灵”，心里更慌，刘大伯和老百姓在旁边也乘机大喊：“红军又显圣了，红军坟动不得！”吓得那些保丁浑身发抖，跪在坟前，磕头认罪。

肖炳文见群情激愤，甚为害怕，连忙给专员打电话请派兵前来助威。兵来了，肖炳文耀武扬威地指挥兵丁、狗腿子挖坟。

红军坟被挖了，然而老百姓对红军卫生员的怀念是挖不走的。刘大伯对村里老百姓说：“红军打土豪，分果实，样样为的是我们穷人，卫生员也是为老百姓牺牲的！我们不能眼看着红军坟被挖掉不管，要把坟再堆起来也不难，我们每个人抓一把土，垒一块石头就行了。”大家一致同意，很快传遍附近各个村落。从此不管下田做活还是赶场、走亲戚，只要从坟边过，人们都会带着泥土和石头往红军坟上垒放。这样，日积月累，红军坟重又堆起来了，而且比以前更大、更坚固。

遵义解放后，为使人们便于瞻仰红军坟，悼念牺牲的红军卫生员，1954年3月，遵义政府将桑木桠红军坟迁入遵义红军烈士陵园里，不论是每年清明节还是平时，群众都自发地来这里化纸敬香。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由于红军卫生员牺牲前未留姓名，而群众的印象是一位年龄小的红军卫生员，就习惯称为“小红军”，简称“小红”，这样，红军坟的墓主是“小红”，就一直流传了下来。长征路上牺牲的年轻战士成百上千，绝大部分都未留下姓名，要查证红军坟里卫生员的真实姓名非常困难。

196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副政委钟有煌（后任该大学校长），带领学员到遵义野营，当他仔细看了“红军坟”的简介后，联想到当年他在红三军团五师十三团任医生，当部队撤离遵义郊区驻地时，确有十三团三营卫生员龙思泉因外出给老百姓看病未能归队一事。钟有煌怀着对战友的真挚感情，离休后，用了很长时间进行多方反复调查核实，最后确认“红军坟”里长眠的就是他的战友龙思泉。钟有煌撰写了《红军坟传奇》一文，发表在1993年9月出版的《纵横》双月刊上。文章详细介绍了红军卫生员叫龙思泉，广西人，他父亲是位土郎中。龙思泉从小在父亲身边学会了用草药治伤治病，1929年参加了著名的百色起义，加入红军部队。不久在连、营当卫生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牺牲时18岁，任红三军团五师十三团二营卫生员。

红军坟下边，一座高4.5米的红军卫生员正在给干人儿子喂药的铜像，于1990年7月建成。遵义人认为“红军菩萨”是为老百姓治病的，能保佑大家健康，所以每次拜祭后都要摸摸“红军菩萨”的手、脚和药罐。摸的次数多了，把雕像的手和脚都摸穿了。2013年第三军医大学与遵义会议纪念馆商议，捐资重塑了该雕像。2014年完工后，新塑的“小红”的手、脚和背的药罐不久又被摸得铮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