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元在《官场现形记》中，写到一位副钦差署了浙江巡抚，穿的是布袍子，挂木头朝珠；脚下一双破靴；帽子是多年的老式，帽缨子都发黄了。从此以后，“浙江官场风气为之大变。官厅子上，大大小小官员”，“不是拖一爿，就是挂一块，赛如一群叫花子似的。”有人就认为，这是影射李用清。
李用清，字菊圃，山西平定州人，同治四年翰林。光绪八年迁贵州贵西道，九年超擢贵州布政使，署巡抚。
江庸的《趋庭随笔》中说：李用清在贵州只知道禁止宴会及衣绸缎，又喜欢论道说教，“廉而不知为政”。李慈铭也在《荀学斋日记》中贬损李用清，说他“文字拙陋，一无才能，惟耐苦恶衣食，捷足善走，盖生长僻县，世为农氓，本不知人世甘美享用也。”“不二年骤至贵州布政使，署巡抚。所至惟禁酒食宴会，以敝衣僚友，而力禁罂粟，操之过急，吏缘为奸。”真是这样吗？
李用清信札 图片来自网络
李用清在当时，人称“天下俭”。
他从老家赴京授职，徒步三千余里；父亲去世，他“徒步扶榇返葬”；平时“饮食多餍粥”，“衣惟布褐”，自奉甚俭。光绪三年，山西灾荒严重，巡抚曾国荃、钦差大臣阎敬铭奏调李用清襄办赈务。李骑一驴，携一仆，不避寒暑，巡历全境。每到一地，将灾情及赈粮需经道路，一一记录在册。赈灾结束后，曾国荃和阎敬铭具奏保奖，而李用清却推辞了，李的人品由此可见一斑。翁同龢在光绪五年的日记中记载：“李菊圃由山右来，盖一年查赈，只身跨驴，辛苦特甚，可敬可敬。”不仅翁同龢推崇李用清，如阎敬铭、李鸿藻、张之洞等，“皆力延之，以为圣人复出。”
其实李用清抚贵州时禁酒食宴会，穿旧布衣，一方面确是他的本性所致，另一方面也由于贵州当时的官场风气。
贵州本是出名的穷省，用唐炯的话说：“黔中公私交贫”。据罗文彬日记所记，之前的贵州巡抚，未入署前就大修抚署，还在抚署里修戏台。钱商罗恒裕为母亲做寿，大摆寿宴，巡抚亲自去祝寿，还递名片称“愚侄”。而且“州县鱼肉百姓太甚”。所以，李用清署巡抚后，刻意提倡节俭，不是没有道理的。
李用清故里
在山西赈灾时，李用清看到“罂粟花田弥望无际”，“土地变为花田（罂粟），百姓变为烟民”，就上书曾国荃，曾国荃认为“禁烟效缓，且全国未禁”，怕惹麻烦，没有同意。
到了贵州，看到贵州也是遍种罂粟，烟祸极烈。
李用清便提出禁种之法：“分区限年时”，而且“自出巡刈铲烟苗”。但当时贵州鸦片行销全国，不仅是贵州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也是很多农民的收入来源，何况各级官吏还要靠此肥私，李用清想要禁烟，谈何容易，自然受到上上下下的抵制。
“言者疑其操之过急”，因而被贬。
禁种鸦片之难，直到宣统三年，贵州巡抚沈瑜庆都叹道：“明知查禁必起风波，利之所在，民间以性命相搏。”所以，李用清在贵州禁烟的结局可想而知。但李用清对鸦片之害是深恶痛绝的，召对时，李用清仍然痛陈鸦片祸国殃民，还希望皇上能够采纳，“冀可挽回万一”，结果自然是可以预料得到的。
尽管如此，光绪十一年，起用任陕西布政使，李用清还是力行禁烟。
鸦片毒害 图片来自网络
李用清在贵州还尽力做了哪些事情？
他认为“圣贤论政首在足食，民不足食，何以为政？”《清史稿》载，李用清抚贵州不过一年多，但“兴农利，裁冗员，劾缺额之提镇”，藩库余存十六万，这确实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他还用自己的薪俸购粟六千石，以实仓储。贵州的农业生产也有所进展，据李用清的奏文云：“遵义、大定一带又以米多入川”，“下游黎平、都匀一带....粮价常平”。
光绪十五年，江苏布政使黄彭年与王闿运“泛谈李菊圃，然有恕词”，不同于王闿运听说的传闻，王觉得诧异。我认为，黄彭年是贵阳人，史称“廉明刚毅”，对李用清在贵州的作为自然有所耳闻，而且和李在陕西共过事，对李是了解的，当然“有恕词”。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对李用清的作为“都下以为笑柄”，官场上有些人对李用清的看法是很偏颇的。
江苏布政使黄彭年 图片来自网络
李用清不只是自律甚严，还敢于忤上，这也导致他的丢官。
慈禧因修颐和园的开支巨大，要各省派款。而这时，李用清任陕西布政使，顶住不缴，巡抚拿他无法，便捏词密奏，又被朝廷内召，搬开了抵门杠。嗣后，李用清主讲晋阳书院十年，光绪二十四年去世。他在《李氏合族新建家庙碑序》中写道：“居官以操守廉洁为本，尤要在事无大小，先从本衙门本身做起”。
台湾作家高阳对李用清有这样一段评论：“他如果生在康熙年间，必获大用；且亦必如汤斌、于成龙之成为理学名臣，而在末世，不能不移疾以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