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贵阳十景出自万历《贵州通志》。早在弘治年的《贵州图经新志》中说是八景，实际只写了七景：铜鼓遗爱（位于今水口寺之铜鼓山上的仙人洞）；虹桥春涨（即今南明桥，又称霁虹桥、襄阳桥、南门桥、中正桥）；狮峰将台“（位于今花果园附近，1954年修公路拦腰劈断）；灵泉印月（中华南路北端东侧，今不存）；雅关使节（又称鸦关、小关，在今城北关刀岩侧）；圣泉流云（又名百盈泉、漏勺泉、百刻泉，位于黔灵湖北面）；龙井秋阴（又名一品泉、龙泉，位于龙井路，今不存）。
嘉靖《贵州通志》所载与《新志》基本相同。只是灵泉印月，《新志》曰：“凡月出没，虽偏在东西，而泉中皆影见。”《嘉靖志》云“凡月出没，虽偏在东南，而泉中皆见影。”按月亮出没的方位，应是东、西。
《新志》所缺的一景，据向义先生《贵山联语﹒贵阳名胜古迹部分》说，为“临流城碧”，形容城南南明河一带的风景。
万历《贵州通志》所载贵阳十景中，没有“临流城碧”。在弘治《贵州图经新志》的七景中，加上了“东山胜概、藏甲遗踪、贵竹清风”三景，“圣泉流云”为“圣水流云”。而且在《贵阳府·形胜》后列专条“贵阳十景”。“东山胜概”指东山，列为十景之首；“藏甲遗踪”说的是城内西南隅永祥寺下有一洞，俗称孔明洞、鬼王洞(今六洞街处)。因诸葛亮的部将王志擒雍闿过此地时，将盔甲藏于山洞之中而得名，故称藏甲洞。“贵竹清风”一景，未确指何处。有人说是在老城北门附近，是描绘当年北门外竹林景色。
“贵竹清风”一景应是起源于“贵竹清风坊 ”。嘉靖《贵州通志·坊市》载：“贵竹清风坊 在治城北门外，为同知范府建。”郭子章《黔记·乡贤》载：重庆府同知范府，字季修，贵州官籍，湖广宜城人。正德二年（1507）举人。授巴县学谕，正逢蓝廷瑞起事，巡抚林俊将范府“招至戎幕，一切章奏口授代草，抚剿机宜预议。”丁艰服阙后补遂宁知县，“增修石城，不费财，不妨农，而功就绪”；升雅州知州，平乱筑城；升重庆府同知。《嘉靖志·人物》载范府“所至咸有政声，蜀士人唱和称扬，民间有父母之思”。
嘉靖三年（1524），范府为了感谢林俊的知遇之恩，他自己出钱在大足北山佛湾洞凿洞窟为林俊的生祠。林俊，字待用，号见素，福建莆田人。为官严正，直言敢谏，任刑部员外郎时，直劾太监梁芳、妖僧继尧之罪。遭廷杖，下死狱，贬出姚州任别驾。弘治年后，历任云南按察副使，云南按察使，南京右佥都御史。正德五年，林俊巡抚四川。范府时为巴县学谕，“幸从幕下，受教最深”。林俊晚年寄自己的画像和《云庄偶怀》诗给范府。于是，范府“遂捐廪，命匠凿一石洞，以镌公之像；砻一石碑，以刻公之诗。用识蜀人之思，共传不朽云。”左龛内一像，头戴官帽，朝服玉带，双手捧笏，即为范府本人。
令人惊讶的是范府壮年即辞正五品官回贵阳。范府辞官后，蜀中百姓“既建城碑以勒侯功，复为歌诗以述民志，裒聚成帙，题曰‘古遂去思，余亦思侯者’。”“侯”为尊称，指范府，范府“年四十以礼归，与郡中父老结诗社为乐”。其咏渔矶湾诗：“市桥南去四山青，春服初成傍水行。林花红白元相逐，沙鸟浮沉故自鸣。咏歌吐哺皆吾事，曝日吟风总道情。出处犹来无二致，漫从海上问仙名。”又有漫游和韵：“桃倚春亭胜锦红，九天和气一家同。暖云分坐渔矶稳，野老逃觥钓艇通。无数鹭浮犹泛玉，有时湍激自鸣钟。沂滨童冠徘徊久，觞咏忘归亦点风。”诗意闲适自怡。范府著有《素渠集》《唐山乐府十卷》。
贵州监察御史陈讲与范府视为知己，范府辞世后，在所撰《范府墓碑铭》中说，范府辞官回贵阳后，他在贵阳北门外为范府建“贵竹清风坊”，以彰旌范府壮年怡退。谢东山在所撰《范府墓志铭》中亦说：“先是巡抚迂湖叶君、巡按中川陈君为立坊‘贵竹清风’，以表怡退之节。”叶相，字良臣，号迂湖， 嘉靖年贵州巡抚；陈讲，字子学，号中川，嘉靖年贵州巡按御史。
万历《贵州通志》是巡抚江东之主持籑修的，其中“贵阳十景”亦应是经江东之审定的。之所以将“贵竹清风”定为十景之一，一是范府为官“咸有政声”，而不留恋官位；二是“贵竹”既实指贵阳，又指贵阳的竹，借竹为“四君子”之一，虚怀正直，以自勉和激励他人。“清风”亦是如此，既实指景物，王阳明《君子亭记》：曰“清风时至，玉声珊然。”又指为人为官之道，暗含江东之其心志。
在万历《贵州通志》“贵竹清风”条，引注贵阳人周文化《贵竹清风》诗：“看竹黔山自面阳，怀风不是染三湘。映窗半启啼斑鹧，结实全宜待彩凰。良友入交清绝俗，此君常在推非狂。纵无富贵如千亩，不共凡花媚蝶郎。”周文化，字元淑。嘉靖四十三年(1564)举人，授栾城知县，升邓州知州，云南永宁府同知。参与编辑万历《贵州通志》。首尾联意思是即或是没有千户侯那样的富贵，也不会屈膝献媚。“千亩”，《史记·货殖列传》：“渭川千亩竹……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
贵阳人叶自新亦有步原韵《贵竹清风》诗：“千亩修篁绕贵阳，万竿幽韵拟潇湘。疎摇云水明江渚，翠戞琳璆隐凤凰。籊籊高稍能正直，萧萧劲节不癫狂。渭川岩濑无心处，赢得流风胜庙廊。”叶自新，明隆庆丁卯科举人。万历年授四川江油知县，“修葺城垣，增益垛堞”；升广西郁林州知州。在任勤于政事，多有建树。此诗亦是以竹喻高风亮节。
江东之在巡抚贵州三年的作为，确也称得上“贵竹清风”。邹元标在《江东之传》中说：江东之“巡抚贵州，擘画多大猷。惠民有局，备荒、恤武、右文有田，寝矿税有疏，障下流有堤，皆其钜者。”《黔诗纪略》载：江东之“置赈田，备荒歉，建惠药，恤隐局以资贫病、妊娩，甃鳌矶以培地胜，其费皆斥巡抚例供。倡之三年，诸事毕举。”最难得的是这些关乎民生的善事，包括后称甲秀楼的筑堤肇建，江东之从矿税中提取一部分，不足的都是掏自己腰包。建惠药局，“移中軍署於督撫之旁，以中軍廳改惠藥局，不勞民而事集”。他离开贵州时，在给儿子的信中说：“我俸禄俱为贵州做事，无得带回家中。”在镇沅等候交接时，因未完成筑堤建阁之事，又遣人送来五百两银子。监察御史贵阳人李时华说，江东之“筐篚（礼物）不入都门，俸禄悉为黔用”，既不送礼，又不揣腰包。故而民间有歌谣“巡抚冰清土视金，生人济众是真心”。
江东之还作《劝农歌》鼓励农民垦荒，他说：“莫道无田可耕种，郊原随处任开荒。五谷惟禾植水中，其余菽麦问山翁。种瓜种果凭君树，四肢惰者为终穷。若能开垦遍山阿，初焉利少久成多。皇家赋税供惟正，岁岁年年不起科。我今勤勤劝农事，各宜努力莫蹉跎。”
万历二十五年，经贵州巡抚江东之、湖广巡抚李得阳和巡按赵文炳会疏，吏部核准，天柱守御千户所会同侗乡、口乡、汶溪并本所乡寨改为天柱县。
当时还有一件大事，即设新贵县之争。万历十九年（1591）就以贵竹、平伐二长官司地置新贵县。谁知大臣石星、贾惟钥收受安氏贿赂，又准备恢复贵竹、平伐长官司。江东之不仅自己拒贿，安氏派人到其老家欲贿其弟，也遭到拒绝。江东之还抓捕了安氏负责行贿的使者，获得了高官受贿的证据，上疏斥姦罢议。
万历二十七年（1599），江东之遣兵讨杨应龙乱，因失利而贬黜为民。江东之离开贵州后，贵州乡宦与监生员为之同立遗爱碑；因升天柱千户所为县，故而天柱县立遗爱碑；贵州卫所同立去思碑；在甲秀楼立江公堤碑，马文卿在碑文中说；江东之“崇文饬武，龛（同戡）暴剔蠹，靡不悉力策划。暇则咨询闾阎，利弊次第兴除。”贵阳举人胡仰极在《赠江老师公祖诏还序》中说：“天下公论不在廊庙而在舆情。”举人黄桂华《德政碑》诗有句“风清万里镇边陲”“平生清节畏人知”。清乾隆《贵州通志》说：“黔人称贤抚者必以东之为首云。”
江东之愤愤抵家而卒。郭子章在《黔记》中为江东之立传，并喟叹江中丞抱恨以殁，而不能为他伸冤辩白，“诚愧之矣！诚愧之矣！”贵阳士人以“贵阳十景”中的“八景”分得某景赋怀德诗，用这种形式来寄怀江东之。有庶吉士邱禾实《贵竹清风》、举人杨春芳《铜鼓遗爱》、选贡黄裳吉《灵泉印月》、举人张慎言《圣水流云》、教谕余鸿渐《狮峰将台》、参将吴光宇《鸦关使节》、通判赵时雍《虹桥春涨》、举人杨师孔《龙井秋荫》。
兹录邱禾实步周文化原韵《贵竹清风》诗：“巌岫高连似首阳，淇园分种得潇湘。祢衡搦管惊鹦鹉，弄玉裁箫引凤凰。弱晋七贤资放达，盛唐六逸倚猖狂。清标劲节称君子，千古高风振庙廊。”邱禾实（1570-1614），字有秋，登之，号鹤峰，明朝新添卫（今贵州贵定）人。万历十九年（1591）举人，廿六年（1598）进士。历任翰林字检讨，掌修国史，右春坊右谕德，宫廷起居注，升右春坊右庶子。著作宏富。此诗句句含竹，以竹喻江东之。“首阳”相传为孤竹君之二子伯夷、叔齐采薇隐居处。唐代张祜：“首阳山下路，孤竹节长存。”“淇园”据《述异记》：“卫有淇园，出竹，在淇水之上。”“潇湘”指斑竹，泛指竹。祢衡博学多识，恃才傲物，有名篇《鹦鹉赋》遗世；李白《凤台曲》：“曲在身不返，空餘弄玉名。”“管”即笔，与“箫”均用竹制。“七贤”即晋代竹林七贤；“六逸”即 唐代开元时期的“竹溪六逸”；竹亦为梅、兰、竹、菊四君子之一；“千古高风”，唐代杜甫《竹》：“莫道风流难与共，千古高风有谁同？”
江东之将“贵竹清风”列为贵阳十景之一，可能也没有想到，身后贵州人会用“贵竹清风”来赞许和寄怀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