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有一件让人看不明白的事。
太祖皇帝朱元璋于1368年在应天(今南京)称帝，定国号为大明，建元洪武。1398年闰五月，这个自诩“优危积心，日勤不怠”的明太祖死在病床上，前后在位31年，因此，洪武这个年号也应该只有31年，但在《明实录》中却有许多洪武三十五年的记事。死人还在纪年，这在中国历史上恐怕只此一家。
有一种说法，朱元璋命中是该当35年皇帝的。善观天象、神机妙算的刘伯温曾为他算过，预测他能活到76岁，在位至少35年，只不过其中有5年好像是虚的。这当然只是一种戏说。事实是朱元璋死后，他的孙子朱允炆遵照“太祖遗诏”继承大位，改元建文，成为明朝在位最短暂的明惠帝。1399年应该是明惠帝建文元年，洪武三十五年(1402年)，则是建文四年。
建文这几年在明初的官方文献中很少见到，被已经应该结束了的洪武纪年所取代，一些文书中虽加有括号注明，也总是遮遮掩掩，原因在于明成祖的臣子们，生怕触怒从侄儿手中抢得皇位的永乐皇帝。明成祖自己虽然觉得这种做法有点掩耳盗铃，但世人少提到一点那个不知所终的建文皇帝，毕竟自己的心里能安宁一些，也就默许和容忍了这种年号使用上的混乱。
朱元璋是个多产皇帝，有26个儿子，16个女儿。儿子多了，难免会发生争夺继承权的事，这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为防患于未然，朱元璋按谪长子继承的惯例，早早将大儿子朱标立为太子。朱标是那个跟随朱元璋打天下的马皇后生的儿子，自幼便跟随朱元璋，经历过战争磨炼，积累了不少处理政事的经验，因为谦恭待人，和大臣们的关系也很不错。可惜这个各方面都比较理想的继承人天不假寿，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便早于朱元璋死去。这一来便搅乱了朱元璋安排好的接班计划。
朱允炆是朱标的次子，在明朝宫廷里长大的他，算得上一个饱读诗书也很聪明的人。朱标死后，朱元璋决定绕过其他23个儿子(朱元璋的第9子和第26子早死)将皇位直接传给他。就在朱标死的当年，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踏上了通往明朝皇位的旅程。
朱允炆登基时只有21岁，这位年轻皇帝生性宽厚，因为长期生活在宫中，多了些书生气和温文尔雅，少了乃祖乃叔们那种雄才大略的草莽习气。即位之后，他虽然在缓和社会矛盾方面做了一些事，如免除各地拖欠的租税，赈灾济民，令官府为民间卖子为奴者赎身，限制僧道的占田数量，将余田均与平民等，但却在近臣们的怂恿下，操之过急地进行削藩，惹恼了诸藩王，最终被从皇位上赶了下来。
建文元年(1399年)，燕王朱棣以“清君侧”，讨伐朱允炆身边的齐泰、黄子澄等人为名，打着“靖难”旗号在北平起兵，发动了一场叔侄间的争夺帝位之战。战争打了4年，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燕军渡过长江，攻陷南京城。战乱中，宫中燃起大火，建文帝从此失去了踪影。
朱棣发动的这场“靖难”之役，引出了建文皇帝归宿的历史谜案。这个数百年未解的明朝第一谜案，又将贵州这片边远地区牵进了明朝宫廷政治生活的漩涡。
南京城陷后明惠帝朱允炆的下落，历史文献的记载相互矛盾。归纳起来，大体有3种说法。一是《明史·恭闵帝纪》所载:“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二是《明实录·太宗实录》中载，建文帝葬身火海，“中史出其尸于火中，还白上”。明成祖“备礼葬建文君，遣官致祭，辍朝三日”。三是《明史纪事本末》等书所说，南京城破后，建文帝见大势已去，剃发扮成和尚从地道出逃，带了一帮人去了云贵川地区。后来，更有人分析提出，建文帝出逃后，辗转来到泉州，流落到海外，明成祖几番派郑和下西洋，就是为了寻找他的下落。
几百年来，破解建文帝下落之谜的文章很多，提出的答案不少，却都难以达成共识。究其原因，恐怕在于过分拘泥于历史文献的记载。
燕王朱棣虽然打着“清君侧”的旗号成就了帝业，但长辈从小辈的手里抢去皇位，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有明一代，从明成祖开始，朝廷上下大都不敢和不愿提及那个被赶下台的明惠帝。在明成祖是因为内心有愧，毕竟侄儿朱允炆是奉了太祖朱元璋的遗诏登上大位的。在群臣则是畏于一片肃杀的政治气氛，不得不谨言慎行。因此才出现朱允炆在位期间的纪年混乱，才出现关于建文帝下落的诸多语言含混、版本各异的记录。
历史是最怕被人篡改的。当记载帝王生活起居的“实录”已经不实的时候，仍一味想从它的字里行间找寻答案，只会徒劳无功。但建文帝下落是否由于真实历史文献的欠缺，便成了永远无法破解的历史之谜呢？恐怕也未必。
人类社会生活中固然有许多未解之谜，属于自然科学方面的，限于我们对未知世界认识的局限，若干问题尚需期以时日，有待科学的进步来做出回答。但那些影响较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无论经历多少沉沦或当事人作了多少刻意的伪饰，终归有水落石出，还其本来面目的一天。否则善者不能彰其优，恶者不能惩其劣，暴虐残忍、奸伪狡诈之辈，岂非可以恣意妄为，肆无忌惮，永远无需害怕受到谴责？
建文帝执政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4年，但他毕竟是明王朝的第二代君主，如此地位显赫的历史人物，怎么可能被赶下台后便渺无踪影从人间蒸发？以现有文献为基础，结合明初政治局势及宫廷斗争实际，对各种说法进行比较分析，应当能够找到一个既合情合理，又比较接近历史真实的结论。
建文帝不可能在南京城破后，走投无路之下投火自尽，《明实录》中关于他与皇后一起被烧死的记录完全靠不住。一些官方的文献说什么城陷后，他原准备去迎接燕王，又觉得没面目相见，羞愧交加之下只好自杀。这纯系永乐一帮人为给篡位正名，在往自己脸上贴金。事实上火烬中找到的那只焦尸已经面目全非，根本连男女都分不出来，认定他就是建文帝，不过是朱棣必须造成这样一个事实：现任皇帝死了，天下不可一日无君，我这个本是“清君侧”来帮皇帝忙的人，只好来当皇帝了。
“靖难之役”从建文元年一直进行到建文四年(1399-1402年)，打得非常激烈。在这样长的时间里，作为一国之君的建文帝，不可能不对战争的各种结局进行思考。首先，明惠帝是奉了太祖皇帝遗诏继位的名正言顺的皇帝，叔父朱棣无论打着什么旗号都属于以下犯上，愧于相见的应该是朱棣，不会反而是朱允炆。再者，燕王军力的优势在北方，双方3年的战争常呈拉锯状态，朱棣虽然拿下了京城，江南、西北、西南、东南等大部分地区并不属于燕军所有。南京城破后，建文帝并未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完全没有必要坐等篡位的叔父进了城，再惊惶失措地拉着一家人走自焚这条绝路。
已有的研究很少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让失势的皇帝离开权位中心南京出走，极有可能是朱棣和朱允炆叔侄都能接受的结局。这其中或许还有些未曾揭开的历史内幕。
如果建文帝死了，朱棣会背上以叔害侄，谋逆篡位的恶名，坐在皇位上会终日不得安宁；建文帝如果留在南京表示降顺，即使沿袭古例给他一个虚假的封号，朱棣同样会终日觉得如芒在背。而对20余年深居宫中，满腹诗书，为人宽厚的朱允炆来说，在无力回天的情况下，舍去荣华富贵到山水间去潇洒走一回，却不失为一种最佳善后。由此看来，放弃帝位远走他乡这种安排即便不是他们两人间私下达成的妥协，也是朱棣有意网开一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故意让这个侄子逃脱，从皇帝变成流浪汉。
既然建文帝没有死于宫中大火，那么出宫之后他到哪里去了呢?从当时的政治局势来看，云贵地区应该是朱允炆最好的选择。
在明朝统一全国的战争中，湖广、四川平定后，云南仍在元朝梁王匝喇瓦尔密的盘踞之下，成了元朝残存势力的最后一块根据地。洪武中期以后，朱元璋经过精心准备，于洪武十四年(1381年)派大军将云南平定。鉴于云贵地区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朱元璋在随后的十多年里，用很大的精力加强对这一带的统治。不仅设置云南布政司，调整府州县辖属，还加强军事部署，广设卫所，大兴屯田，建贵州都指挥使司于安顺。经过朱元璋的一番苦心经营，云贵一带成了明王朝控制得最严密的地区。
明朝在云贵的驻军，多系洪武年间的南征部队和从湖广等地征调而来的屯军，与驻守北方的燕军没有丝毫瓜葛，这是建文帝能够放心前往的原因之一。加上继位之后的建文帝，如祖父朱元璋一样，对云贵事务给予了特别关注。上台之初，即有“置苗民长官司”，“废铜鼓卫”等举措，后来又召镇守总兵官顾成进京，升任为左军都督。这一切为后来他游历贵州时的安全，奠定了基础。
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虽有对明满关系刻意回避、纪事上采用了较多野史传闻等不足，仍是了解明朝史实，研究明史的重要资料。出任浙江提学的谷应泰，长期生活在洪武、建文两朝的京城地区，这为他搜集文献资料，探访明朝前期旧事创造了有利条件。《明史纪事本末》中，对建文帝行踪的记述特别详尽，与此应有一定关系。
按照《明史纪事本末》的记述，建文帝离京后，先“附舟至京口，过六合，陆行至襄阳”，十月，“决意往滇”。次年元月，抵达云南永嘉寺。以后便开始了他在云贵川地区的游历，间或进入湖广一带，成了一个为避祸而不得不在山水间游荡的旅行者。
建文帝离开襄阳进入云南的经历，谷应泰的书中没有记载，但贵州肯定是他的必经之地。明朝时贵州通往省外的驿道有好几条，由湖广通往贵阳的湘黔驿道和由贵阳通往云南的滇黔驿道，是其中的两条干线驿道。这两条驿道元朝时就已经开通，明太祖朱元璋时为加强对云贵地区的控制，进一步进行了修整。趁着明成祖朱棣的势力尚未深入滇黔，建文帝完全可以坦坦然然地由湖广经贵州去云南，无须担心被原来的部下发现后，扭送到南京请功。
建文帝出逃的39年中不止一次进入贵州。当年湘黔、黔滇驿道所经之地，至今仍有许多与建文帝有关的遗迹和传说。
距长顺县城40公里的白云寺，是一座绿树掩映，鼓磬悠悠，梵音缭绕的寺院。明朝中期以后，不辞辛劳前往游览的文人墨客、佛家子弟络绎不绝。究其原因，就因为人们确认它是当年建文帝的遁迹之处。《徐霞客游记》中说：“白云山初名螺拥山，以建文君望白云而登，为开山之祖，遂以白云名之。”白云山山口南面两株高耸入云的巨杉，相传为建文帝亲手所植。白云寺侧的天然石穴，因建文帝常在洞内思念京城而得名“望天洞”。白云山上的天子洞、跪井、白螺坟、白马洞、大龙潭和诸多已毁损的古迹都与建文帝有关。明末贵州巡抚胡平曾作有《题建文帝阁碑记》。建文帝在白云山留诗十余首，谷应泰书中记载的其中一首云:“风尘一夕忽南侵，天命潜移四海心。凤返丹山红日远，龙归沧海碧云深。紫微有象星还拱，玉漏无声水自沉。遥想禁城今夜月，六宫犹望翠华临。”
建文帝在贵州不只停留白云山一地。贵阳朱昌茶饭寨的寨名据说就是他的所赐。位于当地中十村的灵永寺，仍保留有一块残碑，其中“皇太孙建文帝避难此间”的碑文，仍然清晰可见。类似灵水寺之类的遗迹和传说在贵州还很多。例如贵阳的一宿庵，据说是因建文帝在这里住了一夜而获名；开阳的永兴寺是因建文帝住宿过而兴旺；福泉观音寺后石壁上的“天削芙蓉”四字为建文帝所题。其他如遵义的福源寺，绥阳的长磏寺，清镇的耸翠山、华盖洞，普定的老青山，平坝的玉龙洞，黄平的米宝寺等，都有与建文帝有关的传说。
贵州虽然不是建文帝出逃时的目的地和最后的归宿地，却是这位才华横溢，败在政治角逐中的明朝第二代皇帝留下遗迹最多的地方。失去皇位后的朱允炆，既无须担心叔父朱棣的追杀，又有旧臣们的时时接济，沉迷在山水间的他，每到一处都因当年实施宽刑惠政得到百姓的关照，可以尽情领略风景名胜和吟诗抒怀，俨然成了一个旅行家。只可惜因为身份特殊，这位被废黜的皇帝不能像徐霞客那样留下一部游记，否则的话，今天的人也就用不着为他的归宿问题费那么多脑筋了。
离开京城后的建文帝，早已失却了重振河山的野心，因此也不可能在关岭县的红崖山上，肆无忌惮地书写那篇没有人能认得出来的“讨燕檄文”。但他在贵州留下的许多遗迹，却是不应该轻率加以否定的。笔者曾看到一本记述长顺白云山的志书，该书先是叙述了白云山与建文帝的传说，接着又援引《明史》中的记录断言:“由此看，建文帝遁迹白云山，可能系后人伪托。”这就显得有些武断和褊狭了。
“尽信书不如无书”。我们了解历史，固然不得不依靠那些用文字记载往事的史书，但中国既然有“为尊者讳”的传统，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时代，得罪皇上深了，灭族的命运便会降临头上，史官中有多少人真正敢于秉笔直书，实在值得怀疑。近世研究历史问题的学者，在广泛查阅历史文献的基础上，开始重视口述历史的价值，这是一种视野的拓展。口述历史虽然不免掺杂进一些个人的情感和爱恶，口耳相传中还会发生走样、加工或渲染，却能把那些当世人不敢说或不愿说的人和事讲出来，为我们提供文献中找不到的线索。这是在分析和研究历史问题时不可忽视的。
撰稿：范同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