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文化老人 | 大家的情景是一样的—

随着历史的徐徐展开，贵州这幅画卷呈现出过往底色的积淀。从1919年至1949年，那些在那个年代朝着思想的光芒、追着理想的脚步前行的贵州人，那些在那个年代以至今天依然是先知先觉的智者对贵州的关心，与贵州人交往的故事，无疑是贵州画卷上厚重的底色。动静为大家选编了宋洪宪《现代名人与贵州》一书中的篇目，讲述那样的一些故人，讲述那样的一些旧事，追寻过往，励志当下。

大家的情景是一样的

——鲁迅与贵州

一九三三年二月春节之后的一天下午，上海城上空飘着鹅毛大雪，寒风在漫天飞雪中搅扰着。弄堂里居民们紧闭门户，躲避着风雪的侵袭。

但是，北四川路临街的一栋小木屋楼上的那扇窗户，却在寒风中倔强地敞开着。缕缕轻烟从窗内飘出，似乎要同严寒决一死战。

一位面貌清癯、目光炯炯的中年男人站在窗前，左手搭在抬起的右手臂上，那被香烟熏得焦黄的左手指间，夹着一支香烟。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似乎在观赏窗外的雪景，又像在思索着什么问题。他，就是人们景仰爱戴的鲁迅先生。

此时，鲁迅正思忖着如何撰写《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的第三部分。那些已经过去了的，但又是鲁迅所熟悉的贵州的人和事，如窗外雪花尽在他眼前翻飞。鲁迅想起早年写作短篇小说《幸福的家庭》时，有人曾向他谈起过贵州的情况；也想起了前些年贵州的青年作家、革命者段雪笙与自己的亲密交往。那是一个多么有激情、富于才华的小伙子啊。一九二四年，段雪笙作为北京大学的旁听生，亲耳聆听过鲁迅先生的教诲，并从此认识了鲁迅。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0年，段雪笙在上海法租界南区做党的地下工作，积极从事革命文化活动，参加革命文化团体创造社的一些集会，并与左翼作家往来，特别是有机会常去拜访、请教鲁迅先生，向鲁迅请教文学创作上的问题，其间，同鲁迅建立了革命友谊。（后来有专家评论说：“段雪笙是有机会与鲁迅交往，为数很少的贵州作家之一。”）在鲁迅的悉心指导下，他的写作热情高涨，后经鲁迅推荐，先后出版了小说《女看护士》和《两个不幸的友人》。段雪笙后来又陆续写出不少的优秀作品，政治上成为党领导下北方左联的主要发起者和领导人。这些成绩的取得，同鲁迅先生对他的教诲和影响是联系在一起的。鲁迅又想起与贵州另一位文学青年陈沂的交往……但是，这些人同眼前要写作的“导言”似乎关系都不大。鲁迅的目光回到身边书桌上的小说集《朝雾》上。“对，我要借他的作品为贫困落后的贵州说几句话。”他这样想着，北平文坛的往事又一幕一幕在眼前闪现。渐渐地，一位面容消瘦而神情笃实的贵州黔北青年的形象清晰地出现在鲁迅的脑中。这位青年名叫蹇先艾，是北大经济系预科的学生。由于热爱文学事业，他毅然中断大学学业，决心从事文学创作。从发表在各家文学报刊上的文学作品以及《朝雾》中的小说来看，他的确是一个很有天赋的乡土文学作家。他的创作题材，多取自交通闭塞、文化落后，至今仍处于封闭状态的贵州农村和乡镇的生活。他笔触圆熟，形成了朴实无华的创作风格。鲁迅思考着，贵州的文化，尤其是文艺创作实在太落后了，在《中国新文学大序》中，应当有蹇先艾的一席地位，应通过他的影响，推动贵州的文艺创作和文化事业。

鲁迅思索着，不觉翻开了北新书局印行的蹇先艾小说集《朝雾》，再次认真阅读和研究起来。时间在钟摆的嘀嗒声中流逝，过了好半响，鲁迅毅然搁下书本，提起毛笔，在稿纸上飞快地写了起来：“蹇先艾的作品是简朴的……虽然简朴，或者如作者所自谦的‘幼稚’，但很少文饰，也是够写出他心曲的哀愁。”特别是《水葬》一篇，“对我们展示了老远贵州的乡间习俗的冷酷和出于这冷酷中的母性之爱的伟大……”蹇先艾的大多数作品，都和《水葬》一样，“隐现着乡愁”，而作家本人，应当是一位有特色的“乡土文学作者”。不一会工夫，对贵州作家蹇先艾全面而又中肯的评述部分写好了。鲁迅把文句看了好几遍，直到认为满意了，才愉快地嘘出一口长气。

鲁迅重新点燃一支香烟，准备休息一下，但过去所目染耳闻的贵州人和事，却仍旧在他的大脑中盘旋。他想起了与另一位贵州文学家谢六逸间的一件事。谢六逸早年从日本学成归国后，便一直在上海从事教育和文艺编辑工作。一九三二年，谢六逸在主编《立报・言林》文艺副刊期间，曾编选了一本由鲁迅、茅盾、叶圣陶、冰心、郁达夫五人的小说组成的《模范小说集》。在序言中，谢六逸说：“翻开坊间出版的中国作家辞典一看，我国的作家快要凑足五百罗汉之数了，但我在这本书里只选了五个作家的作品，我早已硬起头皮，准备别的作家来打我骂我。而且骂我的第一句话，我也猜着了。这句骂我的话不是别的，就是‘你是近视眼啊’，其实我的眼睛何尝近视，我也曾用千里镜在沙漠地带，向各方面眺望了一下。国内的作家无论如何不只这五个，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不过我所做的是‘匠人’的工作，匠人选择材料时，必要顾到能不能上得自己的‘墨线’，所以我要‘搪突’他们的作品一下了。”读到这篇序文，鲁迅决定和这位厚笃、博学著称的作家开开“玩笑”。立即作小诗一首善意地批评了谢六逸只重名家的做法。诗云：

名人选小说，入线云有限。

虽有望远镜，无奈近视眼。

为什么说鲁迅对谢六逸的批评是善意呢的？这可以从鲁迅写这首诗后与谢六逸的一些往还中得到说明。鲁迅选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出版后，他亲笔题字赠送给谢六逸。谢六逸对鲁迅是十分崇敬的，他在鲁迅逝世后多次参加纪念鲁迅的活动。一九四三年，谢六逸还在家乡贵阳准备筹办“鲁迅纪念会”。当然，这是后话了。

鲁迅想到与谢六逸这段往事，禁不住微笑起来。他走到窗户边，看着那些活泼得像孩子似的雪花纷纷随风翻飞入室，不禁又想起自己曾为贵州孩子写过的文章。

那是一九三二年十月二日上午，鲁迅在内山完造的书店中阅报时，无意中看见了《重庆日报》上刊登的一则《贵阳通讯》。内容是“贵阳学生为纪念九一八，结队上街示威游行：教育厅长谭星阁临时张皇，乃派兵分据街口，另以汽车多辆向行列中冲击，于是发生惨剧，死学生二人，伤四十余人，其中以正谊小学学生为最多，年仅十龄上下耳。”读完这则通讯，鲁迅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慨，马上告别内山完造，匆匆回到自己的寓所，写成了抨击贵州反动教育当局，替贵州孩子呐喊的杂文《冲》。次日，这篇战斗檄文便发表在《申报・自由谈》上了。文章中，鲁迅愤怒且讥讽地写道：“流氓欺乡下佬，洋人打中国人，教育厅长冲小学生都是善于克敌的豪杰。”鲁迅还将国民党反动统治者与当时的抗日形势联系起来，继续写道：“一匹疲驴”用来打日本侵略者是不行的，但用来在嫩草地（指小学生）上奔驰，倒是可以“暗呜叱咤”的。鲁迅十分悲痛地用曲笔写道：“十龄上下的孩子会造反，本来也难免觉得滑稽的。小学生们不过做了一件抗日的事，说了几句抗日的话，就遭到反动统治者如此残忍的杀戮……”

想到这些，鲁迅眼里闪出了仇恨的火花。贵州虽然在经济、文化上比较全国更为落后，但反动统治者决不会因为贵州僻远贫困而放松对它的压迫。鲁迅又回到书桌边，在早先写好的文章后边，加上了这样一句话：“贵州很远，但大家的情景是一样的。”这句看似平常的话，却凝聚了鲁迅先生在政治上对苦难深重的贵州人民深切的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