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物立足，以史料为盾，

虎视牂牁，鹰瞵万峰，解读历史。

如果按照实际使用的方式分类，汉代青铜灯大致可以分为座灯、行灯和吊灯三大类，也有学者在座灯的后面加了一类立灯。简单的理解，座灯、立灯都有稳定的灯座，一般放立使用。座灯低，立灯高。行灯就是可以用手握持，拿着行走移动使用；吊灯就是悬吊起来使用。但这种分类方法并不方便为文物定名，因为行灯和吊灯通常也有稳定的足或座，同样可以放置使用。只不过行灯带手柄，吊灯带提梁而已。故又有学者根据灯形结构造型，分类为人俑灯、动物俑灯、器物形灯、连枝形灯、釭形灯、盘形灯等。当然，无论怎么分类，都存在一些特征相互交叉的情况，故定名通常采取最显著的特征。作为汉代青铜灯，一般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必须要有盛灯油的容器，如灯盘。可大可小，可深可浅；二是灯盘内铸有作为燃火支柱的灯钎，位置多在盘心，且多为尖状。也可以塑造成动物或其他别的造型，这样才能够避免火苗蔓延到灯油表面。从出土情况看，带有人俑的铜灯相对比较多。这些人俑的位阶通常不高，多是侍女或家仆，角色扮演主要是托举灯盘。

1958年初，贵州清镇县琊陇坝15号墓出土一件人俑铜灯，通高26.5厘米，定名“龟座踞人铜灯”。灯座为一只负重老龟，通长17厘米。作爬行状，昂首。四肢外撇，抓地有力。龟背上隆，腹空，龟甲坚硬，其上阴刻方形龟纹。龟尾细尖，贴地。整个龟座给人感觉稳固坚实。龟背踞坐一人，瘦骨嶙峋。头大，凸目，长高鼻，大耳。双手掌撑于双膝，身子微斜倾，神态不拘礼节，好似来自异域的胡人。

龟座踞人铜灯 清镇县琊陇坝15号墓出土

所谓“踞坐”，也称“箕踞坐”。即席地而坐时，两脚张开，两膝微曲，形如撮垃圾的畚箕，是汉代一种傲慢不敬的坐法。汉高祖刘邦当年大声斥责女婿张敖时，司马迁记载其坐姿，就是“箕踞而骂”。此灯上的踞坐之人，平顶，头立一长柱形灯杆，上细下粗，杆顶有分叉残榫枝。同墓出土行灯，圆盘形，带曲手柄。盘下边缘铸三只兽蹄形足。盘外底正中，铸空心圆管，作用是插入灯柱顶的榫枝之上。据考古发掘报告，行灯灯盘内还残留有动物油脂遗迹。琊陇坝15号墓为方形竖穴土坑墓，长宽约3.5米，深1.6米，从坑内残存大量的木块痕迹，推测当时使用了木棺椁下葬，比较符合西汉墓葬特征。结合灯上铜人不拘礼节、不讲礼数的坐姿，故断为西汉时期墓葬。此外，使用动物油脂作为油灯的燃料，时间上相对使用植物油脂要早一些。

铜灯上箕踞坐姿的铜人俑

同清镇琊陇坝15号墓铜灯上的“踞人”形象比较，1975年兴义万屯公社检朝沟生产队2号墓出土铜灯上的“跪人”形象，明显感觉中规中矩。该墓判断为东汉早期至中期墓葬，时代比琊陇坝15号墓略晚。出土的青铜灯残高26厘米，灯座为一跪人像，体态略丰腴，鼓腹大肚，高鼻大眼，但鼻子要比琊陇坝15号墓的“踞人”小很多。跪人上身袒露，腰部、裆部系带，类似今天相扑运动的“兜裆带”。双大臂平伸展开，肩臂刻二道阴线装饰。右手小臂上扬，左手小臂平斜伸。两手手腕各饰三道凸纹，手掌各持一圆柱形灯插，两插呈一高一矮之势。头饰螺旋状卷发，头顶有孔，插一柱形灯杆，间有四块几何纹片状节装饰。灯柱顶亦有一插孔。从铜人像造型的卷发、高鼻、大眼看，似也非中原人士。根据结构分析，此灯有三个灯盘，可惜全部缺失。这种左手、右手、头顶各擎举一灯盘的三枝人俑铜灯，1989年云南个旧市卡房镇黑蚂井墓地曾出土一件，保存十分完整，其貌可鉴。

跪人铜灯 兴义万屯2号墓出土

跪人铜灯三个灯盘插孔

三枝人俑铜灯 个旧市卡房镇黑蚂井墓地出土

值得注意的是，汉代标准的坐姿，是双膝并拢接地，双足后收，挺腰收腹，臀部不落。也就是说，双足后跟与臀部之间保持有一定距离，这种姿势称为“跽坐”，是汉代最守礼仪规范、最尊重他人的坐姿。反观贵州兴义万屯2号墓、云南个旧黑蚂井墓出土铜灯上的青铜人俑，其臀部紧贴两足后根，且双膝分开，未完全并拢，显然不是汉代标准的坐姿，这种坐姿称为“跪坐”。这里的“跪”字，与我们今天跪拜磕头、顶礼膜拜、以示尊重的意义正好相反，是表现古人一种比较随意的休息姿态。

跪坐 臀部紧贴两足后根 双膝分开未并拢

如果单从贵州出土的这两件汉代铜灯上人俑的不同坐姿分析，至少说明两个问题。一是作为汉式题材的人俑灯在传入西南夷过程中，人俑形象显然受到了地方文化的影响和融合；二是从西汉时期完全不尊重人的“踞坐”，再到东汉早中期休闲随意的“跪坐”，文明的脚步始终在不断向前。我们在距离万屯不远的兴仁县交乐东汉中晚期的一些墓葬中，发现数量不少的“跽坐”陶俑和铜俑，标准的“跽坐”有逐渐取代“踞坐”“跪坐”的趋势，反映出规范的汉式礼仪正逐步融入我们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