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一位历史人物，自然不能仅凭一时一事。从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历程来考察，朱元璋堪称历史上第一个从国家层面倾力经营贵州的帝王，是封建时代对贵州高原进行系统开发的为政者。
明太祖朱元璋
出身贫寒、当过和尚、谋略出众的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时间长达31年。尽管直到今天对他的功过仍众说纷纭，但从洪武五年（1372年）开始，这位军事上出类超群、政治具远见卓识的明朝开国皇帝，便在贵州推行了一系列治黔政策。这些政策对贵州历史进程的影响，是此前历代帝王远远达不到的。
贵州这方土地虽然有着辉煌的史前文明，秦汉之际还曾因“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而声名鹊起，但在历朝统治者心中，这片“远在要荒”之地，落后贫穷，交通梗阻，只要不发生危及自身统治的事件，保持名义上的臣服，便算万事大吉。因此，从来没有一位帝王认真思考过将这片土地纳入国家发展的统筹范围，倒是喜将其当作贬谪罪臣的场所。
朱元璋这个人有着非凡的洞察力和遥控局势的娴熟手腕。对于贵州，他除了建元之初忙于征战而未遑顾及外，自平定陈友谅，声威远播，贵州土司相继归附后，便即开始思考如何通过贵州来稳定和加强对西南地区的统治。
洪武五年（1372年），“故元贵州宣慰使郑彦文及土官宣慰使霭翠、叔禹党、宣慰使宋蒙古歹并男思忠等来朝，贡马及方物。诏赐文绮袭衣各有差。彦文等皆仍旧职，宋蒙古歹、霭翠并世袭贵州宣慰使如故。”当时，对明王朝来说，云南尚在残元势力的手里，前来归附的贵州各级土司的情况也并不太清楚。有鉴于此，朱元璋宣布内附土司“赋税听自输纳，未置郡县”。若自报税额不能按期完纳，则可以协商调低，甚至减免。这无疑是一种故示宽宏大量的抚绥之策。
洪武十四年（1381年），天下初定，唯残元梁王把匝喇瓦尔密盘踞云南抗命不降，朱元璋断然决定调30万大军南征。同年九月，“命颖川侯傅友德为征南将军，永昌侯蓝玉为左副将军，西平侯沐英为右副将军，统率将士往征云南”。临行，朱元璋在《平滇诏书》中告戒傅友德等人：“霭翠辈不尽服之，虽有云南不能守也。”这番话，表面上是说要严格控制水西土司霭翠，否则即便打下云南也守不住。实则是暗示征南将领必须牢牢控制各自为政的贵州大小土司，以确保明王朝对整个西南的统治。这当中，实际上已包含了朱元璋未来治理贵州的战略思考。
事实上，明军南征前，朱元璋对贵州的抚绥政策已经逐渐开始变化。先是中枢省提出播州宣慰使司，贵州、金筑、程番等14长官司“既入版图，即同王民，当收其贡赋”，提请每岁定额征收。但朱元璋感到云南尚未平定，不宜操之过急，故意称“西南夷之地，自昔皆入版图”，“但当以静治之……所有田税随其所入，不必复为定额以征其税”。中枢省的奏请虽然被否定了，明王朝政策变化的苗头却已初现端倪。在明初那个动辄得咎的年代，朝臣们如果不是揣摩到皇帝的一点心思，借他们几个胆子，也是不敢妄提这类主张的。
情况的确也是这样。洪武十四年（1381年）大军南征后，朱元璋便一步步收起了往昔的温善。同年九月，朱元璋遣使告诫并要求播州宣慰使杨铿：“尔铿世守播州，作朕屏藩，然听信浮言，易生疑贰，积愆日深。今大军南征，多用战骑，尔当以马三千，率酋兵二万作先锋，以表尔诚。”这段话，威胁逼迫都用上了，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及至云南平定，早前的安抚之策似已无足轻重，朱元璋便毫不犹豫地直接命令征南将军傅友德，将乌撒、乌蒙、东川、芒部土酋悉送入朝，“盖虑大军既回，诸蛮仍复啸聚。符到之日，不限岁月，一一送来，霭翠夫妇亦如之”。
朱元璋的这项命令颇有玄机。前面提到的乌撒、乌蒙、东川、芒部，征南之前原与云南梁王有所牵扯，如今既属新附，自然不可掉以轻心。将这些人押到京城督训一番，尚还说得过去。但霭翠早在10年前即已降明，得授原官。虽于洪武五年（1372年）八月曾有发兵讨除垅居部落之请，遭到“中国之兵，岂外夷报怨之具耶”的申饬，但霭翠并未心生怨恨，一直与明王朝保持臣属关系，颇受朱元璋赏识。《明史·列传第二百四·贵州土司》中明确记载：“霭翠每年贡方物与马，帝赐锦绮钞币有加。”为借霭翠之力稳定贵州，朱元璋不仅曾于洪武六年（1373年）“诏贵州宣慰使霭翠位居各宣慰之上”，同年十二月又一步明确“改设贵州宣慰使司，秩从三品，仍隶四川行省”。从历史的效果来看，朱元璋采取的这些方略是成功的。霭翠等人的臣服，确保了明初百余年间社会秩序的安定，为明王朝后续政策的推行奠定了基础。但朱元璋却在平定云南后，忽然要将霭翠夫妇与新降土司一起押送来京，这种“变脸”未免也显得过于突兀。
其实，在对待水西土司问题上，朱元璋的故示宽宏和严加扼控，都是一种统治手段。他的笼络是为了让各土司从水西身上感受到朝廷的恩惠，管束则关系到他即将在贵州实施的举措。
局势的发展果如其所料。奢香的顾大局、识大体不仅成了其他土司的榜样，更在贵州历史上留下了深远影响。明嘉靖、万历年间文学家吴国伦所写的《奢香驿诗》就曾赞道：“我闻水西奢香事，奉诏曾谒高皇后。承恩一诺九驿通，凿山刊水穿蒙茸。至今承平二百载，牂牁僰道犹同风。西溪东流日齿齿，乌咽犹哀奢香死。中州男儿忍巾帼，何物老妪亦青史！君不见蜀道之辟五丁神，犍为万卒迷无津，帐中坐叱山川走，谁道奢香一妇人！”这样的历史评价，是当年朱大皇帝万万想不到的。
水西土司是贵州境内最强大的土司，其所辖面积辽阔，地理位置极其重要。其辖地几乎囊括今贵州省的西部，包括清代的大定（今大方）、黔西、威宁、平远（今织金）四州。东连新贵（今贵阳之一部），西抵云南沾益。自蜀汉以后的千余年间， 水西始终与中央政府保持着行政上的联系。朱元璋以霭翠为贵州宣慰使，位列各宣慰之上，将制约贵州的希望寄托于水西，正是瞅准了水西的政治稳定直接关系到大明王朝西南边陲的安危。
客观地说，生长于江南一带的朱元璋，早先对云贵少数民族地区的情况应该很不熟悉，只是随着多年征战后，统治地盘不断扩大，擅长机智权谋的他，逐渐窥见了历朝历代统治西南少数民族政策的得失，形成了自己的思路。在派军南征前，为了平定云南，完成明王朝的统一，朱元璋显然对云贵情况进行过一番研究，提前做了通盘筹划。这从洪武十四年（1381年）大军征讨云南过程中，战争的决策部署，战略、战术的具体运用，甚至行军路线、先占何处、如何措置，事无巨细皆出自他的具体部署和授意便可看得出来。
平滇之役从洪武十四年（1381年）九月大军起征，至洪武十五年（1382年）正月报捷，历时仅5个月便大获全胜。究其原因，除军事战略运用得当外，关键则在于朱元璋通过各种手段，先行稳定了贵州这一战争后方基地。只不过在击败残元梁王势力，完成明王朝统一大业之后，朱无璋便毫不迟疑地把重心转移到如何强化对贵州的统治上。在这方面，他的主要手段是强化军事扼控。
就在傅友德等平定云南不到一个月，朱元璋即下令“置贵州都指挥使司，以平凉侯费聚、汝南侯梅思祖署都司事”。“都指挥使司”是明朝省级三司机构之一，而当时的贵州并未建省，还分属于四川、云南、湖广三省管辖。在一个并没有建省的地区，率先建立统管军事的省级机构，简直就是一种破天荒之举。这只能说明，鉴于贵州军事战略地位的重要，作为帝王的朱元璋脑子里早已有了贵州建省的筹划。《明史》引朱元璋《平滇诏书》中的话后断言：“（太祖）志已在黔，至成祖遂成之。”算是看透了朱元璋的这一预谋。
事实证明，安定贵州境内势力最大的水西，利用它来掌控贵州全局，形成对云南的威慑之势，不过是朱元璋治黔方略的一种铺垫。还在平滇战事进行之际，这位深谋远虑的帝王已从军事上在贵州进行了布局。其中最关键的一招，是在军事要塞处设置驻扎军队的卫指挥所，每卫定额兵员5600名。卫之下设千户所、百户所以掌控地方，令土司势力不敢异动。
洪武年间，贵州境内先后建立的卫多达28个。先是洪武十四年（1381年）为配合平滇之役建立了普定、黄平、普安、水西、乌撒（今威宁）、尾洒（今晴隆）、平越（今福泉）等卫指挥所，接着又于洪武十七年（1384年）起相继设置毕节、五开（今黎平）、层台（今毕节层台）、赤水、兴隆（今黄平）、镇远、安庄（今镇宁安庄）、平溪（今玉屏平溪）、偏桥（今施秉）、清浪（今镇远）、都匀、清平（今凯里清平）、龙里、新添（今贵定）、平坝、威清（今清镇）、古州、贵州前卫、铜鼓（今锦屏）等卫，加上洪武四年（1371年）设置的永宁卫、贵州卫，整个贵州已布满了明朝大军，形成了“诸卫错布于州县”的格局。
朱元璋一手创立的卫所制，是明朝的最主要军事制度，一府设所，几府设卫，之下又有千户所、百户所等设置。按照明朝的兵制，贵州各卫驻军属内地军丁，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每个军丁授田一份，由官府供给耕牛、农具和种子，按份征粮。当军之家皆入军籍，称军户。父死子继，世代为兵，并随军屯戍，住于指定卫所。
贵州的28卫驻军总数近16万，加上家属、子弟，数量更是惊人。这些来自于中原或江南地区的人口，不仅在贵州开垦出大批耕地，还给贵州带来了内地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手工工艺与较为先进的商业文化。屯军及其家属的到来，推动了贵州农业经济的发展，加速了封建地主制的形成。尤其在贵州这种山地高原的特殊环境下，屯军与各族群众长期杂处，导致了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贵州的经济社会因之发生了带有历史意义的转折。而随着时间推移，卫、所士兵与家属的驻地逐渐形成人口聚居的生产、生活、物资交流的中心，久而久之，有的直接发展成为城镇。今贵州的不少县、镇所在地，即明初设置的卫所，甚至许多地名都是沿袭当年的称谓。这种情况虽属朱元璋始料所未及，却构成了明初百余年贵州大开发的一个动因。
交通一直是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制约。元朝时为“通达边情，布宣号令”，曾大兴“站赤”，在贵州境内修建了一些驿道。但当时的贵州尚属滇、川、湖广三省的边荒之地，那些断断续续的驿道，并未从根本上消除省际交往的梗阻。贵州古代交通面貌的改善，仍是在朱元璋统治期间，通过省际四大驿道的不断整修与贯通，才得以实现的。
朱元璋的修建驿道、整治贵州交通出发点有二：一是出于军事需要，便于军队调动，消灭盘踞云南的残元势力，加强对散布于崇山峻岭中大小土司的钳制；二是从政治角度出发，确保政令通畅，便于各卫所、府州与中央政府的联系，为其后的设置行省奠定基础。
相关文献记载了明初开拓贵州交通的情况。洪武四年（1371年），为将贵州卫由隶于湖广改隶成都，疏通完善了由成都至重庆、播州（今遵义）、贵州（今贵阳）的50驿。洪武十四年（1381年），为配合大军西征云南，增置湖广通往贵州的马驿18处，贯通了东部驿路。云南平定后，明政府下令水西、乌撒、乌蒙等西部土司派人修建通往云南的邮驿，并在各自疆界“开筑道路，其广十丈，准古法以六十里为一驿”。尤其奢香披荆斩棘修建的龙场九驿，形成了以偏桥（今施秉县境）为中心的两条驿道：一经水东过乌撒达乌蒙（今云南昭通），一经草塘、六广、黔西、大方至毕节。龙场九驿的修建，贯通了贵州向北与四川、向西与云南的通道。其后，随着5条省际驿道全部贯通，贵州在西南地区的交通枢纽地位逐步展现出来。明初道路的修建，堪称贵州古代交通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世间有许多违背常理的事让人不太想得透。一个出身贫寒、识墨不多，靠马上冲锋陷阵赢得天下的朱元璋，坐上皇位后，偏偏比那些饱读诗书之士还重视教育。《明实录》记录有他的这样一段话：“今天下初定，所急者衣食，所重者教化。衣食给而民生遂，教化行而习俗美。足衣食者在于劝农，明教化者在于兴学。”不仅如此，他还就此下达了严厉要求：若民众不奉天时，有负地利，或师不教导以至学生堕学者，一概按律论处。明初贵州教育的发展，正是在朱元璋的这种严苛督责下出现的。
在善断多谋的朱元璋看来，对贵州这样的少数民族地区“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为此，他一方面鼓励贵州各级土司兴办司学，让土司子弟接受儒家文化教育；又根据卫所设置情况，在有条件的卫所建立卫学，“教武臣子弟”；在已设府、州、县的地方，则视情况创办学校。据有关资料统计，洪武年间先后创办的贵州司学有贵州宣慰司学、永宁宣抚司学、播州宣慰司学、普安安抚司学等；各卫所设置的学校则有贵州卫学、贵州前卫学、普定卫学、铜鼓卫学等；官学方面则仅有安顺府学、普安州学、荔波县学3所。
明初战乱始平，百废待举，朱元璋虽有志于“明教兴学”，其在位期间建立的学校数量有限。但他的“兴学为先”主张，却在后世得到了发扬。到明朝末年，贵州建立的各级学校总计达60余所。其中，司儒学8所，府学13所，县学11所，卫学24所。对于此前长期闭塞的贵州来说，这种教育的发展，显然与明太祖朱元璋当年大举开发贵州的谋略有关。
综观历史，撇开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之类的问题不论，朱元璋作为第一个从国家层面开发贵州的帝王，确属当之无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