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物立足，以史料为盾，

虎视牂牁，鹰瞵万峰，解读历史。

汉代出土的炉，贵州有一件当之无愧的明星，通体以生铁浇铸。汉代铜炉相对较多，铁炉相对少见，但材质并不是其成为明星的理由。整炉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下部为三足立沿承盘，圆形，直径25.7厘米，用于收集炉灰。上部为炉，也有三足，呈圆直筒形，通高21.8厘米。炉膛底径21厘米，有90°角尺形篦孔4个，等距分布，其作用即可通风，又能让炭灰自然落入承盘。炉壁下部一周，等距开有12个长方形竖孔，便于炉膛通风助燃。炉壁上部，饰凸弦纹两道。两侧饰鼻耳，耳部悬挂对称大圆环，其中一环缺失，悬环除装饰功能外，还可用于提举铁炉移动。炉壁口径为22厘米，口沿上铸造有三个半圆形支钉（残缺一个）。前文我们说过，大多数的青铜染炉，由下部的承盘、中部的炉和上部的耳杯三个部分组成，其中上部的耳杯是活动的。这件铁炉保存有承盘和炉两个部分，但炉壁口沿上铸有支钉，显然是作支撑使用，那它上部支撑的会是一只耳杯吗？大概率不会，因为耳杯是呈长橄榄形，一般下面需要四个支撑，而这件铁炉只有三个支撑。因此猜测其支撑的，可能是一个小型铜釜、铜钵或铜盆等。因为支钉是扁片状的，故其无力支撑大型炊具。但从这件炉的整体造型来说，它无疑就是一件染炉。

武阳传舍铁炉  1958年赫章县可乐乡出土

这件铁炉1958年在贵州省赫章县可乐乡发现，为一个当地农民挖地时偶然所获，同年被贵州省博物馆征集。也就是说，这件铁炉虽然系出土，但大家并不清楚其地层关系，故时代只能靠推测。最先研究它的文博专家李衍垣先生，在《汉代武阳传舍铁炉》一文中，推断其不晚于东汉时期，1970年便发表在《文物》杂志。而在贵州省博物馆1990年编的《藏品志》中，其又被断代为晋。造成现在诸多文章在引用时比较混乱，一会东汉，一会晋代。李衍垣先生曾经描述，该器物炉壁上有明显被炭火熏灼的烟痕，显然是一件实用器。那按照染炉的时代，应该是一件西汉时期的器物，即便延续一些时间，最多也只能达到东汉早期，因为金属染炉的实用器在西汉晚期便开始衰落。在江苏甘泉山、河北肖家营等地，也曾发现东汉专门用于陪葬的染炉冥器，但都是陶质的。

武阳传舍铁炉线图 图片来源：李衍垣《汉代武阳传舍铁炉》

那是否还有别的证据能够推断它的时代呢？有，就是这件铁炉上铸造的铭文，这也是其成为一件明星文物的主要原因。在炉身内壁，铸有“武阳传舍比二”六字铭文，学者们认为，这六字铭文背后，有汉武帝巩固边疆、开拓西南的大背景，是汉王朝开通从四川盆地到云贵高原之西南夷道路这一历史大事件的重要证据之一。

关于“武阳”，《汉书·地理志》和《华阳国志》均有记载，汉武帝为开拓西南，于公元前135年前后设犍（qián）为郡，之后逐步扩展，最终形成下辖十二个县的格局。其中武阳县位于今四川省眉山市彭山一带，而贵州赫章可乐属同郡管辖的汉阳县一带，两地直线距离340公里。从西汉末年开始，武阳便一直是犍为郡治所在地，一直到东晋。关于“比二”，即一式两个，也就是说，同样的炉子有两个，这是其中一个。当然，铭文中最重要的信息，是“传舍”。换个说法，就是一件武阳的东西，为什么会跑到赫章。

搞清传舍之前，我们先了解什么是“传”。早在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战乱频发，各诸侯王多在山险要津修建关隘，“传”即为这些关隘的通关凭证，也就是信符。如齐国孟尝君被秦王软禁，后得门客相助，伪造“封传”，得“以出关”，“封传”即加盖有封泥的信符。汉承秦制，汉景帝为防止类似七国之乱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便“复置诸关，用传出入”，即没有他发出的信符，诸侯王不得随意入关。汉代的“传”，多为木刻、竹刻，后也常用帛书之类。

“传舍”即是从“传”引申出来的一种官方建筑。值得注意的是，早期的“传舍”，是指比较低等级的招待所。如在完璧归赵的故事里，秦王怠慢、轻看蔺相如，便把他安置在传舍。在名篇《冯谖客孟尝君》里，关于传舍的描写更加清晰。即门客冯谖先后被孟尝君安排在传舍、幸舍和代舍，传舍只有粗菜淡饭，幸舍有酒有鱼，代舍则高级到有马车坐，显示出传舍的等级是最低的。汉承秦制，汉武帝开通西南夷道路，为满足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交流，便在城市、交通要津等地设置了大量的传舍，相当于官员公务往来时，于途中住宿和歇脚的招待所，因仅限于公务，故在传舍食宿是免费的。这些传舍根据接待不同等级的官员，同样有上等、中等、下等之分，但均称传舍，有时也省略为“传”，通常在前面加上城市的地名，以示区别。

汉代传舍一般具有相当规模，为保障过往官员的住宿、吃饭和车辆，专门配备有“啬夫”“佐”等官吏对传舍进行管理，上级部门也会出台一些专门的管理制度。据甘肃考古所张俊民《悬泉汉简所见传舍及传舍制度》一文，敦煌悬泉传舍出土的汉简显示，上级部门前来检查，发现传舍的住宿条件“狼藉一片”，同时还发现席子、防御兵器等“皆少”，就是有丢失的情况，便严加斥责管理者“不忧事边”，即指其工作敷衍了事。同时在检查中还发现，“公与宾客所知善饮酒”，就是在传舍里有大吃大喝、浪费公款的情况。此外，还有“所假借器物”的记载，意思就是要求把私自借用的公物限期归还的意思。这些记载反映，传舍的物品是有可能丢失的，这恐怕也是一件武阳传舍的铁炉来到赫章的原因。

西汉传舍兴起的同时，中央政府为配合传舍，又逐步在交通干线上设置星罗密布的乡亭。有所谓“十里一亭”之说，“亭”相当于汉代乡镇机构的接待处，同时具有传达政府邮件的功能，因此也有“亭舍”“邮亭”等名称。由于“亭”的功能与“传舍”基本相同，并且手续更加简单和便捷，故东汉开始，常常将其连用，称为“亭传”。如东汉初年桂阳太守卫飒为了让外流的百姓回乡，凿通五百里山道，“列亭传，置邮驿”。也就是说，东汉开始之后，“传舍”这种说法就不再流行了。回到“武阳传舍铁炉”的时代，根据目前掌握撰写有“传舍”字样的竹简，均为西汉晚期。再根据染炉流行于西汉的条件来分析，这件铁炉很可能就是西汉晚期的物件。考虑到赫章可乐的地域差异，同时也为更稳健一些，个人认为可以定成西汉晚期-东汉早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