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文化老人 | 木刻艺术家王树艺

在现代贵州历史舞台上，有一批值得被我们熟记的文化人物，他们是录入了贵州反清斗争中第一个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贵州辛亥革命先驱平刚，民国《贵州通志》的总编纂任可澄、杨恩元，中国建筑学奠基人之一的朱启钤，享誉全国的大书法家严寅亮、萧娴，著名出版家、作家、教育家谢六逸、马宗荣等。动静为大家选编了宋洪宪《贵州现代文化人物》一书中的篇目，讲述他们的主要履历，介绍他们在文化事业上的突出成绩。

木刻艺术家王树艺

在中国现代艺术史上，作品能够得到鲁迅先生肯定的艺术家并不多见，王树艺就是因其作品艺术成就较高而得到鲁迅先生认可的贵州籍艺术家之一。1931年6月，上海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之后，将全国征集到的一百八十幅作品结集成画册出版，鲁迅看过版画作品后，欣然为该画册作序。序中，鲁迅指出的中国新兴木刻版画代表人物中，王树艺的名字赫然在列。

王树艺，别名子谷，1917年出生于贵州省毕节县。青少年求学时期爱上国画艺术，尤其喜欢画梅花、画花卉题材的窗隔子花。由于他勤学苦练，具备了较为深厚的国画艺术功底。1934年，中共贵州地下党的负责人林青、秦天真、缪正元等同志在毕节成立贵州地下党支部，并成立了党支部领导下的文艺团体——毕节“草原艺术研究社”。王树艺参加了“草原社”并从事革命宣传工作。王树艺曾说：“我的木刻是受鲁迅先生的影响自学的。”贵州地下党负责人林青，在毕节“草原艺术研究社”曾向包括王树艺在内的一般青年艺术爱好者介绍过上海木刻的情况。而当时上海木刻版画界的进步运动，正是由鲁迅先生倡导并亲自领导的。林青一再向王树艺称许说：“那是一种革命的艺术。”

1935年初，王树艺到王家烈的二十五军一师（后改编为国民军第一0三师）电台工作。1936年，该部调往湖北，王树艺此时已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成了一名地下共产党员。当他读到了鲁迅先生介绍国外进步木刻家的文章后，进一步了解到木刻艺术的价值和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遂决心以最大精力钻研木刻，用木刻为党的事业奋斗。1937年，王树艺以革命浪漫主义情怀创作的木刻作品《播种》，虽不过是一帧小小的书签，但那个在黑暗中高擎火炬，象征播撒革命种子的女性，体现了作者的战斗精神和对革命胜利的期望。

1940年，王树艺离开一0三师，根据组织安排，进入国民政府财政部禁烟监督处电台当报务员。同年秋，王树艺随这个单位内迁陪都重庆，按秦天真同志的指示，找到了重庆地下党组织的饶博生、秦天芳、王素等同志，向他们提出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的要求，但未能成行。后来他又找到同乡周萍同志，与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取得联系，受到办事处主任叶剑英的接见。叶剑英向王树艺询问了有关情况，并对他说：“像你这样有技术的人去延安，我们十分欢迎，但是，在国统区一样需要人搞革命，我们就是从延安到国统区来工作的。”叶剑英要求他留在国统区，一方面用木刻配合宣传，发动群众；另一方面，利用无线电通讯的特长和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译电室有熟人的有利条件，为党做些工作。王树艺愉快地接受了叶剑英主任布置的任务。

在重庆山城，王树艺很快与“中华木刻界抗日救亡协会”取得联系，加入其中并积极努力工作。他先后以作品参加了“抗战木刻展览”(1940年在重庆举办)、“全国木刻展览”(1941年在重庆举办)、“第一届双十木刻展览”(1942年在重庆举办)、“第二届双十木刻展览”(1943年在重庆举办)等层次很高的作品展览会。另外，王树艺还参加了“纪念木刻研究会成立两周年木刻展览”等活动。以上展览活动，都利用木刻可以一版多印的优点，除在重庆展出外，还在其他十来个地区展出。例如在贵州的展出，“先在贵阳展览三天，观众达4000余人次。后又下县展出，满足了人民向往光明与追求幸福的渴望。1943年，展出第二次，内容更为充实，215幅作品中有套色木刻40幅，观众达2万人次”。木刻宣传影响之大，王树艺始料未及，从参展中他亦得到很大的锻炼，其木刻技艺也日趋成熟。

王树艺创作的木刻《林青烈士》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日救亡协会”因局势变化改名为“中国木刻研究会”，王树艺当选为理事。木刻组织虽然更换了名称，但其革命性和为革命进步宣传的功能并没有改变。周恩来同志还亲自将木刻研究会举办展览的全部作品带到延安展出，其中有王树艺的多幅佳作。尔后周恩来同志由延安返回重庆，又带来一批解放区的木刻新作，由“中外文艺联络社”在重庆举办了一次规模盛大的“延渝木刻联合展览”，其中展出了包括王树艺在内的重庆、延安两地四十余位木刻家的作品，很好地完成革命文化宣传、抗日斗争的宣传及解放区各方面情况的宣传任务。

在重庆工作时期，是王树艺木刻艺术创作的高峰期，他创作了大量脸炙人口的优秀作品，最具代表性作品有：《荒芜的原野》(1939年)《市集》(1942年)、《酒店之夜》(1940年)、《修桥》(1941年)、《无家可归》(1940年)等。这些作品反映了抗日战争中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劳动人民的生活，歌颂了劳动人民的勤劳与善良，反映了他们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反动派强烈的仇根，也反映了他们对光明未来的追求。

在重庆时，王树艺还积极参加了中外文化艺术的交流活动。他不仅与木刻研究会的同仁们一起将作品送往苏联、英国、美国、法国等国家展览，还积极参与组织“苏联版画展览”。在举办苏联版画展览之后，惊慌失措的国民政府当局将王树艺逮捕。由于国民党特务查不到王树艺的组织关系，又不知道王树艺是中共地下党员，且经同时被捕的另一同仁的关系帮助下，几个月后王树艺获释出狱。出狱后，王树艺继续在党的领导下同敌人斗争，他把在狱中收集到的素材，刻了一套有十多幅作品的木刻版画，总题目叫“自行失踪的人”，在上海、重庆等地展出和发表，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黑暗的统治（在七十余年后的今天，这套木刻竟成了目前唯一的一套反映国民党黑暗统治下的监狱生活的木刻，史料价值甚大）。

1946年初，王树艺与木刻研究会全体同仁赴医院慰问在重庆“较场口事件”中受伤住院的李公朴、施复亮等知名民主进步人士。同时，他们在文化界发起的《告国人书》上签名。同年2月23日，《新华日报》社被敌人捣毁。木刻研究会和漫画协会得知消息后，联合给《新华日报》写慰问信。2月25日，《新华日报》上就以“著名漫画木刻家来函”的标题，刊登了由叶浅子、刘岘、廖冰兄、王树艺、丁正献等十七人签名的慰问信。

1946年4月8日，王若飞、秦邦宪、叶挺等革命家乘坐的飞机在山西茶山失事，《新华日报》为此出了纪念特刊，因条件所限，不能及时刊登烈士照片。报社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把王树艺等找到办事处，要求他们为“四八”烈士刻像。王树艺怀着悲痛的心情，刻了王若飞、秦邦宪、黄齐生先生等烈士的肖像，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1946年夏天，王树艺与恢复会名的中华全国木刻协会一起去到上海，筹办了“抗战八年木刻展览”，并编辑出版了《抗战八年木刻选集》。1947年4月，木刻协会又组织了“第一届全国木刻展览”。此前他们还将作品送往苏联展览。这些展览、书刊，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1947年下半年，王树艺投身于火热的革命斗争中，1949年又曾一度被敌人逮捕，因而这个阶段他没有留下什么作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树艺担任了美术组织领导工作，历任中共贵阳市委宣传部文化科长、贵阳市文化局长、贵阳师范学院艺术系教师，《贵州画报》社社长兼总编辑、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贵州省文联副主席、贵州省美协副主席等职。繁忙的工作并没有使他停下手中的刻刀，他将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强烈的热爱之情融于创作之中。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前夕，王树艺创作了大量描绘山乡风物和民族风情、讴歌山区建设、配合政治经济形势的优秀作品。其中著名的有《清水江畔》(1957年)、《纺纱侗女》(1958年)、《芦笙舞》(1956年)、《卖花女》(1957年)、《秋染层林》(1961年)、《驼群晚归》(1962年)、《高原新绿》(1962年)、《入市喜盈盈》(1964年)等，这些作品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时代感强，同时又十分强调中国传统绘画的诗情画意，因而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欢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王树艺将艺术创作的重点转向了中国画。经深入的钻研，他的花鸟画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先后画出了《荷塘听雨图》（四条屏）、《新雨》《一枝独秀》等优秀作品。

1999年，王树艺与世长辞，愿王树艺的艺术生命永存！

参考文献：

1、王树艺：《木刻——我的战斗武器》，载中共贵阳市党史研究委员会编《抗战胜利四十周年专辑》，1985年。

2、陈训明：《王树艺的木刻创造》，载《贵州书画家简论》，贵州美术出版社，1986年。

3、王树艺：《我的木刻生涯》，载《贵州青运史料》2、3期合刊，1988年。

4、李桦：《王树艺木刻选》，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

5、力群：《梅花香自苦寒来》，《贵州日报》1986年10月4日。

6、林丁：《霜叶红于二月花》，《贵阳晚报》1986年10月6日。

7、陈耀寰：《木刻艺术战时在贵州的传播》，载《抗战时期西南的文化事业》，成都出版社，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