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莫说音乐丨亲爱的小孩

亲爱的小孩是1997年下半年来的。这个小孩眼睛尖，她在天上一准就认出了我。我那个时候眼拙，她来找我之前，我借住在黔灵公园门口一处九层楼的顶层，那时没有商品房的概念，我们的住房都指望着工作单位计划分配，我刚刚参加工作没几年，自然是没有机会参与分房的。

房子在九楼，步梯，面积大约就是三十平米，谈不上公共物业管理，停水停电是常有的事，有时候一停就是好几天，我记得还曾经拎了桶到楼顶去接雨水来洗脸洗脚。

出了门过马路就是黔灵公园，每天饭后到公园去走走倒也是不确定生活的一种小散心。进了公园，可以沿山路走进公园深处，呼吸清新的空气，天黑前出公园爬上九楼回家，年轻，倒也不累。“不确定”是那时候的常态，并不仅仅是因为没有一隅属于自己的居所。所以，亲爱的小孩到来时，我是有些惊喜和恐惧交加的，惊喜是因为你能在毫无知觉的情形下明显有个暗示，有个小胚芽已在体内驻足，恐惧是因为我在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不确定中，不知道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小孩。

亲爱的小孩到来之前我有过重感冒吃了好几天的药，这个是需要去请教医生的，一个医生很谨慎，她说，抗生素会导致胎儿畸形，而这种畸形是B超无法监控的，例如唇裂，例如六根手指头，是否健康有点打开盲盒的意思；又访问了别的医生，意思也大致相同，那么亲爱的小孩就升级成不确定的不确定。我在不确定不安全中不知所措，最后是一位已经退休的老妇产科医生一锤定音，说，生命没有那么脆弱，来了就来了，没有问题，生！

亲爱的小孩确定后，最直观的就是孕妇效应，怎么会满大街都是孕妇呢？而且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是孕妇，还没任何动静呢，早早就把背带裤穿上，迫切地向世界宣布：我是孕妇！

孕妇两个月的时候开始立档建卡，到了五个月的时候，肚子里会有冒泡泡的感觉，那是亲爱的小孩在动，她明明白白宣誓：我在。九楼是爬不动了，我揣着还不完全是人的亲爱的小孩回了娘家。医生说，都五个月了胎儿这么小需要补充氨基酸，我拿不定主意回家问爸爸，我爸爸说不要补，补充这些是会长大，但就像憨包鸡是人工催肥的一样，小就小，再小都能养大。

没有补充氨基酸自然孕育的小孩

孕期最愿意的就是做B超，总想知道到底是男孩还是女孩。我年轻的时候爱上过一个足球运动员，大连人，随到遵义医学院工作的父母来到贵州，我是在师大学习的时候遇见他的。那时候，国家照顾退役运动员专门给他们在大学办了可以取得学历的体育专修班。我叫他毅哥，长得帅呆了，在学院的时候，他常带着我翻墙走壁在已经拆了的贵州省体育馆逃票偷摸窜进场馆去蹭演唱会，体育馆对他们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地方了。毅哥毕业后，很快又随调回大连医学院工作的父母离开了贵州，我们就渐渐失去了联系。这段疯天野地的感情经历让我特别想，要是我的小孩是个男孩，那就把他培养成一个足球运动员，只是那时我根本就不明白，做一个中国男子足球运动员有多难。

亲爱的小孩来了就没打算走。1998年六月，经历了十月怀胎，小孩就要出来了，还没到临产时间，早早就托人联系了妇幼保健院的医生，医生叫蒋小亚，一个清秀干净的妇产科大夫，是朱梅帮助联系的，朱梅后来就以小孩干妈的身份再也没有甩脱过我们的种种麻烦和叨扰，直到现在，谢谢猪肝妈。

按照约定，因为快三十岁了，我住进了高龄待产房，房间还有两个待产妇，她们哭爹喊娘不断阵痛已经快两天了，丈夫们忙出忙进，还没任何临产征兆的我就帮她们记录阵痛间歇的时间，我认真，还找了小本本记录起提供给医生预判准确的生产时间，后来我跟这两名产妇成了生友，亲爱的小孩们也一起玩耍长大。

同一个产房的产友刘航妈妈生下的郑嘟嘟

生产前的阵痛令人害怕，我们跟医生约定了放弃自然生产进行剖腹产的时间。那天，到了约定的时间，蒋小亚大夫临时有重要的事建议换一个医生，我已经从心理上对蒋大夫产生了依赖，于是原本早上八点的手术等到了下午五点。

躺在产床上被推进手术室的时候，我看见天花板上的方格发着银色惨白的光，心脏砰砰乱跳，到了手术床上，麻醉师说，喔唷，产妇，你太紧张了，放松放松，深呼吸嘛。这时候，我听见一阵金属碰撞的声音和助产士的念叨：手术钳几把、剪刀几把，缝针几根，助产士轻声的念叨和金属器材碰撞的声音让我刚放松的心脏又开始乱跳，麻醉师又说，喔唷，产妇，你咋又紧张起来了哟，来来来，拉着我的手深呼吸，放松放松。我突然想起，唱歌可以放松，仰头看见麻醉师手中的针，我在心里默默唱到：想给边防军，写封信，不拿纸笔我拿起针……

生产的时候，我的面前拉上了一块布帘，过了多长的时间我没印象了，一阵咩咩的哭声，细声细气的，我心里想：完了，女娃！紧接着就听见助产士抱了一个肉球在我脸上蹭了一下说：来，肌肤相亲，女孩，五斤七两。我疲倦地看着助产士把娃娃抱走，又在心里疲倦地想：给一万个男孩我也不换这个亲爱的小小的女孩。

我和我亲爱的小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