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民族与西南少数民族交融而生成的特质土司文化，伴随贵州这片土地走过了七八百年。自清代前期急风暴雨式的改土归流之后，土司制度距离我们已经越来越遥远了。如今在贵州，能够反映土司时代文化特征的，除了有限的历史文献，浸润于少数民族社会生活中的某些习俗外，便只剩下开阳县马头寨宋氏土司遗址这样一些不多的文化遗存了。

马头寨是贵州开阳县禾丰乡的一个村子，这个距省城贵阳仅58公里的的古寨，很长一段时间不为人们所重视，直到2006年，这里的古建筑群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对它的关注才逐渐多起来。

马头寨旧名杨黄寨，是一座依山而建的古老民族村寨。一些人推断马头寨的历史为700年左右，大概是将元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年)在此置底窝紫江等处土司作为起始点。这是把马头寨的历史大大缩短了。

位于黔中腹地的开阳，是贵州屈指可数的几个开发较早的地区。距马头寨不远的哨上乡打儿窝史前文化遗址，揭示出至少距今1万年前，已经有人类在这片地区劳作与生活。即使就行政建置而言，开阳也是贵州境内最早设官建制的地区之一。

撇开先秦之际的辖属关系不论，唐贞观四年(630年)在今开阳境设蛮州时，今省境内的大部分地区还相当荒芜。唐朝蛮州的治所在巴江，这个巴江，就是今天的开阳县。

坐落于清龙河畔的马头寨，前临底窝大坝。寨内古树参天，道路、民居依山就势而建。除规模最大的底窝总管府遗址外，寨内现存的明清民居建筑多达90余处。这些民居多为干栏式四合院、三合院，一般为穿斗抬梁式木结构，也有个别的为砖混结构，院房由一正两厢加对厅(或照壁)组成，正房则有3间、5间、7间不等。

如今的马头寨，有居民208户，计1126人，均以务农为生，宋氏在居民中占60％以上。禾丰乡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民族乡，全乡辖6个村1个居委会，布依、苗等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36％。马头寨的宋氏居民据说都是汉族，但关于他们的族属，却有元明两朝直至清代宋氏都是布依族，清末到民国年间才改为汉族的说法，这与宋氏先祖“原籍真定(今河北正定)”的说法显然是相抵触的。

作为百越族系骆越后商的布依族，当然不可能在隋唐之际由北方迁入贵州。唯一可能的解释是，宋氏长期居住的贵阳以东及龙里、惠水、贵定等地区是布依先民的广泛聚居区，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通过包括通婚在内的文化认同，宋氏家族逐渐融入布依族的群体社会生活，事实上已经成为布依族的成员。

马头寨的土司文化遗存是独具特色的：它既显示出典型的元明土司署衙建筑特征，又散发出浓郁的布依民族文化气息。

在马头寨，最宏大的建筑是至今仍保留下来的元代底窝紫江总管府遗址。遗址位于寨西山腰，占地600余平方米，内有石照壁30多米、石天井2个，变形寿字石雕图案1个，保存完好的清代木结构建筑200多平方米，遗址前还有象征权力的72级石梯，与寨中石面古道相连。底窝总管府虽只是水东12马头之一，近年调查发现的各种文物，包括地契、宋氏神祖牌、墓葬出土物等，却都证明这里正是当年宋氏家族活动的中心。

马头寨土司文化具有典型布依文化的习性，寨内民风淳朴，村民热情好客，遇人热情招呼，邀至家中以茶饭招待，至今仍保持着古老的坐夜宴和“六月六”对歌等民间习俗。特别是一年一度的“六月六”歌节，是当地各族群众的盛会，附近布依族同胞都会身着节日盛装前来对歌，规模大时达万余人，传统的斗鸡、斗鸟、打陀螺、扭扁担、跳芦笙、演地戏等活动，无一不是布依族传统文化的展示。

水东宋氏在今贵州地区的历史可追溯至唐朝。据《新唐书・卷二二·南蛮》载：建中三年(782年)，蛮州长史宋鼎要求入谨朝贺。当时，刚即位不久的德宗皇帝，大概还没有从“安史之乱”中缓过神来，既刚愎自用，又对臣下心怀猜忌，竟以蛮州太小为由，不予批准。宋鼎无奈，只好诉求于黔中观察使王础。对蛮州情况掌握较多的王础虽然不敢讥笑皇上的无知，却在报告中不客气地写道：“牂、蛮二州，户繁力强，为邻番所惮，请许三年一朝。”唐德宗虽自以为是但并不昏庸，得知实情后，也就“诏许之”了。

历代水东宋氏都不乏才干胆识超群之人。北宋初年的宋景阳，以军功授宁远军节度使、蛮州总管府总管，控制着以今贵阳为中心的矩州地区，设大万谷落总管府，死后获赠太尉。出生于水东哪平司的宋永高，是南宋时期敢作敢为的一名土司头目，他仗恃手中强大的兵力，擅改巴江县为平蛮军，迁治所于小谷龙，又于南宋宁宗嘉泰元年(1201年)，发兵攻占麦新地，改麦新为新添军(今贵州省贵定县)，由其子宋胜驻守。嘉定二年(1209年)，面对宋永高已移驻贵州城的事实，势穷力竭的南宋朝廷只得顺水推舟，任命他为贵州经略安抚使。

元明清几代，贵州境内土司林立。在贵州土司这个群体中，水东宋氏是与播州杨氏、水西安氏、思州田氏并列的四大土司之一。从唐朝宋鼎封“西南番大酋长、正议大夫、检校蛮州长史、继袭蛮州刺史、资阳郡开国公、赐紫金鱼袋”以后，作为地方大姓的宋氏，一直是贵州鸭池河以东地区的强势集团。

朱元璋荡平元军，建立大明王朝以后，各地土司纷纷顺应时势，向明政府输诚归附，都得到了相应的封号。明政府在安氏、宋氏统治区设贵州宣慰司，以安氏为宣慰使，宋氏为宣慰同知；播州地区仍设播州宣慰司，由杨氏续任宣慰使；黔东北一带则分设两宣慰司，思州宣慰司由田仁厚任宣慰使，思南宣慰司由田仁智任宣慰使。

四大土司中，水西安氏由于历史最悠久，延续时间最长，加上爱国女土司奢香芳名远播，一向是学者们研究的对象。播州杨氏因杨应龙之乱被视为万历年间(1573~1620年)全国三大战事之一，近年又因杨粲墓的发现和海龙囤的宣传而声名大噪。思州田氏是最早经历改土归流的土司，涉及贵州建省等问题，成为史家们关注的热点。而拥有大量土司文化遗存，在贵州社会进程中产生过不小影响的水东宋氏，却很少有人去研究。

水东宋氏的被冷落，当然不会是学者们趋易避难造成的结果，但目前尚难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近年出版的《贵州通史》说，明正统间，任宣慰同知的宋然贪淫，科害洪边十二马头苗民，激起民变，宋然所居的大羊场被攻陷，自此以后，“宋氏亦遂衰，子孙守世官，衣租食税，听征调而已”。似乎明英宗以后，水东宋氏已名存实亡，失去了影响。水东问题研究的趋冷，是否与这段史料有关呢？

宋然遭到民众武装反抗，既有宋然自身贪吝暴虐的内因，还有程番宣慰使安贵荣图谋兼并水东，故意挑起事端的外因。关于这个事件，《明武宗正德实录·卷一O一》是这样记述的：“先是，贵荣欲并(宋)然地，故诱阿杂等，复屡以然激变状上，冀令已抚安之。会阿杂党泄其情，官军进讨，贵荣惧，自率所部为之助。及贼平，贵荣已死，以赏有功准赎罪。”事情的结果是，安贵荣虽死，仍被追夺参政职衔，宋然则受到纳米谷赎罪，革去冠带为民的处罚。

事实上，宋然的被免职，并未动摇宋氏在水东地区统治地位。当时，想借机废除宋氏土司的官吏是有的。巡抚贵州都御史沈林就曾提出“宜将贵行(竹)、平罚(伐)等七长官司并洪边十二马头地方、金筑安抚二司总设为府，洪边、贵竹各设县，皆以流官抚理”的建议，却因“各长官司夷民不愿开设府县”，而被否决。结果，宋氏子侄“仍袭原职”，只是被严责“用心管束夷民，不得科害激变”。

据有关文献记载，直到明末天启二年(1623年)奢崇明、安邦彦举兵反明招宋万化为助以前，水东宋氏与明王朝都保持着相对和谐的关系。其间，宋氏派赴京师的朝贡使者络绎不绝。宋然死后，见于记载的朝贡就有嘉靖四年(1525年)、七年、九年、二十四年、二十七年、四十四年，隆庆二年(1568年)等若干次，直到万历十年(1582年)，仍然有“贵州宣慰使司宣慰使宋德懋贡马，赏钞币如例”的记录。

水东宋氏是与播州杨氏同样源远流长的地方势力。如果从唐朝德宗年间(780~805年)算起，到明末宋万化被官军剿平，崇祯四年(1631年)下令革除宋氏土司职，以其所辖水东十二马头地置开州(今开阳县)，宋氏雄踞水东地区长达800余年。

水东宋氏势力最强盛时，控制的地区包括今贵阳市大部及黔南州的龙里、贵定等地，成为与水西安氏并列的贵州两宣慰使司之一。与水东宋氏相关的一些历史事件，曾对元明之际的贵州社会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元大德年间(1279~1307年)由雍真葛蛮土官宋隆济领导的“反派夫”斗争，是贵州古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抗暴起义。大德四年(1300年)，元成宗下令调湖广、江西等5省兵力征讨位于今缅甸东部的“八百媳妇国”。进入贵州的元军，强令雍真葛蛮、乖西等部出人夫马匹。宋隆济以“反派夫”相号召，率各族群众起义。义军攻占杨黄寨，烧雍真总管府，进围顺元城(今贵阳)，杀知州张怀德。迫使元政府以“丧师罪”处死率军征讨的湖广右丞刘深以平民愤。这场持续3年之久的抗暴斗争，成为元朝前期声势最大的农民起义。

明太祖朱元璋设置贵州宣慰司时，设司署于贵阳。以水西霭翠为贵州宣慰使，任命水东宋钦(宋蒙古歹)为宣慰同知。宣慰司的印信虽由安氏执掌但各领其地。宋钦死后，其妻刘淑贞代袭职。在那场关系到西南一方安宁的“马晔欲逼反水西”事件中，刘淑贞以女政治家的气魄，力劝奢香戒急用忍，卷裙走马数千里，亲赴京城向朱元璋报告马晔弄权误国、扰乱地方、辱挞奢香、欲逼民反等情状。一场事关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政治危机，因水东刘氏立场鲜明，不辞辛劳的奔波，才得以化干戈为玉帛。

作为四大土司之一的水东宋氏，对唐宋直至明末的贵州历史有着深刻的影响。无论探讨中国土司制度或是研究贵州历史，对它都是不能忽略的。水东宋氏的被冷落，原因或许很多，但就学术研究而言，不能说不是一个遗憾。

撰稿：范同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