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已经死去了两千多年，至今人们还在为他的功与过争论不休，足见这个自称为“始皇帝”的统治者，在中国历史上打下的烙印有多深。

用军事手段灭掉六国后的秦王朝，虽然只维持了15年便匆匆谢幕，留给后世的文化遗产却十分丰厚。短短十几年中，完成统一中国大业的秦始皇，既完善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建立起了由中央到地方的一整套统治秩序，又统一了文字、货币和度量衡，实现了“车同轨，书同文”，还在北方筑起了长城，南方建成了灵渠。其精力之充沛、各种措施力度之强，令人叹为观止。

或许因为秦王朝存在的时间过于短暂，研究贵州历史的学者们，对秦朝时的贵州情况几乎都是一笔带过。在已有的历史文献中，也很少发现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前221年)到汉武帝执政(前141年)这段时间夜郎情况的记载。以至这几十年中的夜郎国，成了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

其实，在秦王朝统治期间，贵州高原已经纳入了封建国家的版图，中央政府的许多措施，在贵州同样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在全国推行郡县制是秦始皇完成统一事业后的重大举措。西周以前，中国实行分封制，各级权力都是世袭。从春秋时代开始，一些诸侯国开始搞郡县制，但那时候的郡与县之间并没有统属关系，有的郡甚至比县还要小。直到秦始皇君临天下，郡县制才成为一套行政管理制度，正式在全国推行。

比起由世袭诸侯各自为政的分封制来，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官吏的郡县制当然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也正是有了郡县制这样一种政治制度，中国历史上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地方政府。

秦统一以前，从来没有一个中原政权能够对僻处西南的贵州，进行有效的直接管辖。无论鬼方、牂牁或夜郎，都是凭借军事实力独据一隅的方国，是中原群雄无力染指的地方。秦的统一，建立起包括今贵州地区在内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因为秦王朝太强大了，同昔日拥兵自重的诸侯们一样，作为地方割据政权的夜郎，生存也成了问题。

秦始皇在全国推行郡县制之时，并没有让贵州成为例外，这一点是有许多史事可以佐证的。《史记•西南夷传》中有这样一段话:“秦时，命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由此可见，在西南地区设置郡县应是秦王朝推行郡县制计划的一部分。先通路，然后设置郡县，再任命官吏进行统治。这种安排，怎么看也不像是一种偶然决定。

看一下秦帝国的版图就会发现，秦朝时的贵州地区早已不在化外，属于西南边疆之内地。当时的情况是:夜郎之北有巴郡、蜀郡，东有黔中郡，南有象郡，除夜郎的中心腹地外，其他地区全部分属以上四郡管辖。秦朝巴郡的管辖地北面至川南，西至今贵州赤水一带，东、南两面抵乌江。鄨县为巴郡的辖县，今遵义市市区、绥阳、桐梓、仁怀都在其境内。蜀郡的北面也抵川南，西面到云南的镇雄，东面至赤水、息烽一线，南面抵六冲河，包括今贵州的毕节、大方、黔西、金沙等地区均在其辖境内。黔中郡原来就有，属于重置的旧郡，今贵州的印江、沿河以东，思南、江口以北都属该郡辖境。象郡的郡治在今广西，今黔南独山、荔波一带归属的毋敛县，黔东南锦屏、黎平、从江归属的镡成县，应是它的辖县。

跻身于郡县制中间，夜郎国的生存空间遭到了严重压缩。这时候的夜郎国究竟是一番什么景象，因为找不到关于它的文献，学者们很少去记述它。

1992年出版的新编(《石阡县志・建置篇》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其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置夜郎县于今县境西部本庄、河场坝一带。”这段记载至少引出了两个问题:一是通常认为秦朝推行郡县制，涉及贵州不少地区，但在贵州境内没有设置郡县的治所，这个结论是否应该修正；二是，既然秦朝在贵州地区设置了夜郎县，此期间夜郎国是否依然存在，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了。毕竟同一个地区，又有夜郎国又有夜郎县，是很容易被搞混淆的。

根据有关史料的记载，秦代设置了夜郎县应该没有疑问。道光《贵阳府志・沿革》早已提出:“秦夜郎县与汉夜郎县异，秦夜郎亦与竹王兴遁水者异，言地者又不可不知也。”这至少说明秦朝夜郎县是存在的。1990年出版的《夜郎史稿》也认为:秦夜郎县应在“清石阡府葛彰司西六十里，即今石阡县东。至于汉夜郎县则是以今安顺为中心”。1993年出版的《四川通史》分析秦在巴郡设置的12县时，认为其中有3县设在今贵州地区:夜郎县在今石阡以东， 鄨县在今遵义一带，且兰县在今黄平、福泉和贵定一带。

历史上，行政建置的区位变迁并不少见，但像夜郎游移范围如此大的却不多。石阡位于今贵州东北，安顺则在黔中偏西。百余年间，搬了几百公里的家，这除了证明夜郎势力和影响之大外，也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关于秦汉统治者治黔方略的思考。

贫穷落后与封闭保守是一对孪生兄弟，这方面贵州比其他地区的体会要深刻得多。贵州历史上的封闭是由区位和自然地貌导致的，由不得自己选择。李白的诗称“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其实那只是一部分蜀道。像成都平原那样的地区，“五丁壮士”开辟通秦之路后，早已成了秦国的粮仓。

“跬步皆山”的贵州才是真正的举步维艰。由于地壳上升与河流下切两大因素的作用，贵州境内重峦叠嶂，起伏崎岖。现代交通诞生以前，不仅对外非常闭塞，地区之间的交往也极为困难，“望山跑死马”正是贵州人面对行路难的无奈感叹。

交通一直是制约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人们积几千年的教训，才悟出了“要致富，先修路”的道理，并在20世纪中叶以来的50余年中，将贵州建成了西南地区的南下出海通道和通往华南、华东地区的交通枢纽。如今，一个以贵阳为中心，以高速公路、电气化铁路为骨架，内河航运、民用航空相结合，四通八达的现代综合交通体系已经在贵州初露端倪。

当我们乘汽车风驰电掣于现代高速公路或坐在电气化列车里欣赏窗外美景的时候，不能不对两千多年前首先决定在贵州筑路，第一个打破贵州封闭状态的秦始皇产生某种崇敬。

最早记录贵州与外界交通的历史文献是司马迁的《史记》，但《史记》只记述了庄蹻率军远征从水路进入贵州，再经陆路入滇的史迹，并没有介绍贵州的古代道路情况。庄蹻本人也只是将贵州作为途经地，没有像他在云南那样留下筑城修路之类的遗迹。秦始皇要将他的郡县制推及到西南地区，要派遣官吏去进行管理，随时予以监控，只有修路才能办得到。于是这位颇受争议的统治者，下令修建从四川，经黔西北至滇西的道路。这条路宽仅5尺(合今约1米)，历史上称之为“五尺道＂。

五尺道是贵州境内已知的由官方规划并投资修建的第一条道路，在贵州交通发展史上有着极不平常的地位。这条路起于四川宜宾，由云南盐津、昭通入贵州，经毕节、威宁，再入云南宣威，终于曲靖，全长两千多里。五尺道的修建沟通了秦都咸阳经四川、贵州与云南西部的联系，使秦帝国有可能在云贵地区设置郡县，委派官吏进行治理。

秦始皇敢于在云贵崇山峻岭中修路，是因为有了李冰的榜样。在他之前20年，那位因修筑都江堰而造福万民，遗荫千秋的蜀郡太守李冰，奉秦孝文王之命，承担了开修僰人道的任务。面对石门若堵，绝壁如削的建筑环境，李冰想出了积薪烧岩的办法。下令采伐大片树木堆积于坚岩之上，点燃熊熊大火炙烧，坚硬的岩石变得酥松脆弱，开山凿石变成了易事。这套办法被接受修建五尺道任务的常頞所借鉴，五尺道所经之地，崇山峻岭，工程艰险程度超过当年李冰的僰人道，但常頞有了李冰创造的办法，得以顺利完成筑路工程。

先有人行之路，后有官修之道，大概是古今道路建设的常理。秦始皇的五尺道同样是在自然形成的民间商道基础上建成的。先秦时期，人们已经用自己的双脚在川南、黔西北、滇西一带踩出了一条商旅便道，巴蜀商人及西南夷商人沿着这条商道同缅甸、印度等通商往来，络绎不绝。这条千百年踏踩出来的道路，被后人称为“蜀身毒道”。它应该是后来形成的南方丝绸之路的鼻祖。

五尺道的修建，满足了秦始皇在西南地区推行郡县制的愿望，加强了西南地区与秦帝国的联系。元朝至元年间，马可・波罗曾在这条道上留下足迹。这位世界著名的旅行家兼商人，从贵州威宁入云南昭通至大关，从大关骑行12天抵宜宾，沿途所见印象深刻。他在游记中就五尺道上所见所闻写下了“环墙之城村甚众”，“其人形色虽褐而不白皙，然甚美，善战之士也”等生动记录。

近年的一些文章称:现在残存的五尺道长约350米，在云南大关县境内道宽5尺，尺阶宽窄高矮不等。从关河东岸上缘三曲而至摩崖，路面留有马蹄痕数10个。大关县境内的五尺道原貌保存得较为完整，是十分令人欣慰的，但长达两千余里的五尺道仅有这么短短一段余存，却又令人感到非常遗憾。五尺道的中段主要在黔西北，也许在文化遗产越来越受关注的今天，有关部门和当地群众在文物普查中，能带给我们一些意外的惊喜。

秦始皇修建的五尺道，揭开了贵州道路开发的序幕。从这一点上来说，这位中国历史上的首任皇帝，堪称历史上第一个在贵州修路的决策者。

编撰：范同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