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除了专门捉鬼的钟馗，一般人提到鬼总是很害怕的，更何况鬼居住的地方，想想都会觉得阴森恐怖，不寒而栗。

在夏商之世，的确有一个被称为“鬼方”的地方，不过那里并没有鬼，居住的是与中原地区不同的民族。因为殷高宗曾经率兵征讨过它，“鬼方”的名字便被记录进了历史文献。

“鬼方”一词，在甲骨文、金文、《易经》和《诗经》等古籍中都出现过。甲骨文是中国目前已知最早的成系统的文字，是世界四大古文字之一。甲骨文卜辞有“鬼方”二字，却未见有征伐“鬼方”的记录。《周易・既济》载：“(殷)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但这条文献也比较含混，没有指明“鬼方”在何处。《今本竹书纪年》的记载是：“(殷)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荆。”

前些年，无意中读到一篇与“鬼方”有关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更多的人把贵州习惯性地称为‘夜郎’，属于古夜郎国，但叫夜郎已经是很晚的事情了，至少在西周开创疆土的时候，这个中原王朝的对手之一就是鬼方。”

作者举出《竹书纪年》里的记载，认为“似乎‘鬼方’是荆以南的一个国”。对于国学大师王国维关于“鬼方”的观点，文章里也有这样一段话：“王国维曾经考证过这个在古史中经常出现的族名，但他写《鬼方・昆夷・猃狁考》中，大概并没有提到南方，而是推论其应该在西部及北部一线，因为西周的记述中发动战争的方向就是那里，而不是我现在到的南方。尽管他也提到《竹书纪年》里的一条记载：‘（殷）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荆’，似乎‘鬼方’是荆以南的一个国，可是他却一笔带过，没有再说。”

以此观之，“鬼方”是否一定就是北方的民族(或者一个方国)，好像也还有一些疑问。

“鬼方”究竟在北还是在南，问题分歧的焦点就在于那个“荆”指的是哪里?

持“鬼方西南说”的学者们，并不同意“荆”一定是陕西境内的“北条荆山”。他们除依据前面提到的《竹书纪年》那条记载外，又举出该书中“三十四祀，王师克鬼方，氐羌来宾”的记载，印证“荆”就是荆州，即今天的湖北江陵。因此，殷高宗伐的“鬼方”应该在荆州的南面，具体范围包括今贵州大部，湖南西北，四川东南，并涉及桂北与滇东的一些地区。

司马迁在《史记・楚世家》中说，楚的先祖是陆终，而这个陆终氏却曾经与鬼方通婚。《大戴礼・帝系》就有“陆终氏娶于鬼方氏”的记载。如此看来，鬼方与楚即便不是近邻，相去也不会太远。这也为西南说提供了一条旁证。

仔细想想，“鬼方”研究的麻烦，完全是因为这个方国存在于公元前30—40世纪，距今已有3000余年，关于它的资料又只有那么寥寥几条，因此，无论怎么考证，要对这个如梦依稀般古国的情况，得出一个让方方面面都认同的结论，的确不大容易。

就拿关于“鬼方”经济社会情况的判定来说。一种观点认为，“鬼方”位于今陕西西北部、山西北部和内蒙古西部，是古代中国北方的游牧族之一，是商朝时期的外患。但有学者却指出，自新石器时代开始，今山西、陕西北部长期以来就是原始农业的分布地区，后因气候变化，才逐渐演变为半农半牧区，山西、陕西北部发现的鬼族考古遗存足以证明这一点。战国匈奴出现之前，在山西、陕西北部根本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骑马游牧民族。因此，“鬼方”应该是殷周时代的农牧混合族群，而不是如后世匈奴那样的游牧族群。

回过头来再看看“鬼方”的地望问题，同样让人莫衷一是。

王国维的《鬼方・昆夷・猃狁考》被不少学者视为“鬼方”问题的经典之论，再经后世研究者的展开和补充，主张“鬼方”为殷商时期北方民族(或古国)的人越来越多，以至宋元直至民国一度流行的“鬼方西南说”变得销声匿迹，持“鬼方”即今贵州观点的人，自然也只有三缄其口的份儿。

然而，还在夏禹治水之时，被称为“荆”的地方便已经有两处，一是今湖北境内的荆州一带，另一个在今陕西西部。《尚书・禹贡》和《史记·夏本纪》都提到了这一点。《竹书纪年》既然没有明言“次于荆”即西北的“荆”，为什么不可以是今湖北境内的“南条荆山”呢?

在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中，对“鬼方”的族属争议很多。王国维认为“鬼方”“全境犹当环周之西、北二垂”，商朝时的“鬼方”和以后的猃狁、戎狄都是后世所谓的匈奴。这样“鬼方”便被定格在古代北方的民族上。但《梁伯戈》上的铭文却有梁伯伐“鬼方(蛮)”的记载。“蛮”是先秦时期居于我国南部少数民族的统称。南蛮的民族成分相当复杂，其中的百濮族系分布于今湖南、贵州一带，现今南方的少数民族大多由南蛮民族演变而来。这样看来，认为“鬼方”在西南的观点，也不是一点没有根据。

关于“鬼方”，学术界也许还会继续争论下去，毕竟这个几千年前古国的族属、地望等问题，涉及中国古代民族史的发展脉络。但有一点是可以看到的，那就是“鬼方”是殷商时期的一个地方政权，它既与中原王朝有着许多交往，甚至是殷商时能“与周同参加商王祭祀活动作杀牲人”的座上宾，甚至因为有着强大的军事力量，成为商周时期最大的军事对手。以致殷武丁用了3年的时间才将其征服，周人也因为对它实在鞭长莫及，只好无奈地将其称为“远方”。

既然“鬼方”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长达几个世纪，如此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为什么要轻易放弃呢?学术争论当然应该继续下去，作为与此问题有关的贵州，必要时还应当尽力为学术研究提供相应的平台和必要的支持。不过，在学术结论做出之前，作为历史留给我们的文化财富，如果不抓紧时机去开发利用，那就会应了“天赐不取，反受其咎”这句老话了。

撰文：范同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