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物立足，以史料为盾，

虎视牂牁，鹰瞵万峰，解读历史。

安龙县龙广镇纳桃村纳兰寨中心小广场，立有一通石碑，方首，额题“记界公碑”。开头便云：“尝闻人之善不得不传，人之恶不得不除”，即曾经听说，要弃恶扬善，村寨才能和谐共处，携手前进。碑文讲述当地“王氏始祖本源，自从（明）洪武设立以来调北征南”。最初“来黔”，落脚于“南笼府南乡锅贝（背）寨”，即今黔西南州网红打卡地马鞭田“锅背海”一带。又云：“居住数代后，迁移龙广坡若寨（今播落组）”。自从“康熙年来，祖人务农为本，生活创业”，在附近开荒种粮，培育箐头山坡，专设“丫口为放牛处”。祖先们“业草打柴”，辛勤劳作，入冬万物枯萎之前，割草以备牲畜饲料，拾柴以过冬，才算“纳粮上草，养活人口”。后家族壮大，“因田少，才搬到（毗邻的）纳兰居住”。“不料嘉庆年来，地方变乱，田无后人，无有可凭，放牛进箐，恐善恶不均，人心不一”，即社会动荡，有些草坡、田地怕以后说不清，没有凭据，界限模糊，为避免纠纷，“纳兰寨众等”所有村民，“公立”此碑为记。纳兰寨“记界公碑”内容不复杂，迁徙地也均在十里之内，值得探讨的地方，是“嘉庆二年二月二十八日”的落款时间。

纳兰“记界公碑”

碑文中“嘉庆年来，地方变乱”，指的是嘉庆二年(1797)元月，布依族首领王囊仙、韦朝元领导各族人民发起的南笼起义，也称王囊仙起义。而纳兰寨“记界公碑”，则是目前安龙境内发现时间最接近南笼起义的一通乡规民约碑。南笼起义时的代理知府，为郎岱同知升任的曹廷奎，当“正月苗反围郡城”时，其“欲守无兵，于府署楼下触楹殉难，其妾其女，咸自经死”，就是不仅自己自杀，家眷也上吊而亡。补缺者为曾经担任南笼知府、时已升任贵西兵备道的张凤枝（毕节七星关长春堡人），因“狆苗滋事”时，“畏缩（安南，今晴隆）不进”，就是不到安龙上任履职，被“革职发往伊犁”。四月，随云贵总督勒保前来镇压起义的满族军官庆徕，担任南笼临时继任者，不久“以生擒王囊仙等功”，官升副部级，“以道员用”。起义基本平定后的八月，以知县分发贵州的程卓梁（乾隆进士，江西宜黄人），以镇压起义之军功，赐蓝翎，升古州（榕江）同知，兼代理兴义知府，成为南笼府改名兴义府的首位知府。几位知府命运迥然，均发生在嘉庆二年。而碑文“二月二十八日”的落款时间，正是代理知府曹廷奎自杀，补缺知府张凤枝未赴任之际，南笼群龙无首，混乱可见一斑。

洞洒王囊仙起义纪念碑

现在问题来了，风起云涌的南笼起义，影响深远而广泛，甚至广西、云南部分地区都参与进来，为什么与起义始发地洞洒、当丈相距不到30公里的龙广纳兰寨，作为一个同样以布依族为主，今少数民族人口占比超90%的村寨，不仅没有响应参与，反而忙着立碑记界呢？

明朝建立后，为加强对云贵统治，朱元璋实施了“调北征南（今也称调北填南）”的军事和政治策略。洪武十五年（1382），明朝军队在南盘江北岸筑“陵元堡”，即安龙雏形。八年后又设置军政合一的管理机构“安隆所”，管辖区域大致分三个圈，第一圈为陵元堡及周边二、三十里的范围，这一地区因土地肥沃，作为军事屯田区，主要居住“调北征南”迁徙而来屯兵屯田的汉人。根据“记界公碑”，纳兰寨的寨首王姓，祖先就是通过“调北征南”而来，最先居住锅背寨。尽管碑文中写属“南笼府南乡”，但锅背寨位于安龙城西南三十余里，属第一圈。只是后来因人口增加或其他什么原因，王氏家族辗转搬迁到纳兰寨。换句话说，纳兰寨的主体并非带有贬义的“狆苗”土著，而是汉族进入民族地区经过漫长融合后，逐步形成的布依族，因此这部分布依族村寨不参加或没有积极响应起义，也名正理顺。

《贵州通志·宦官志》记载南笼起义的直接导火索，为嘉庆元年(1796)冬，代理知府曹廷奎得知“郡之狆苗，将为变命”。何谓“变命”，时湘黔边界发生“楚苗”起义，由于府兵不够，需要征召“狆苗”前往镇压。换句话说，让布依族农民“弃田不耕”，去镇压苗族，因此受到极力反抗。为此，曹廷奎负责文书的属官、南笼府经历祝云书“擒逆党杨博外（杨阿角、王阿抱）等，下之狱”，就是抓捕了一些反抗兵役的“首要分子”，打入大牢，从而激化矛盾，成为南笼起义爆发的直接导火索。只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少数民族对封建统治势力“揭竿而起”“敢于斗争”，并且“一呼百应”的历史洪流中，也同样并存着纳兰寨的这种泰然自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