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物立足，以史料为盾，
虎视牂牁，鹰瞵万峰，解读历史。
黔西南州贞丰县文物管理所藏有一件革命文物，系一张公债券。纸质较为粗糙，券长12.3厘米，宽7厘米，使用绿色和红色两种颜料印刷。上方自右向左横书一行小字，已模糊不清，依稀可辨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战争公债券”。中心图案为三个持枪的红军战士，两侧分书“伍”和“角”，系公债券面值。二字上方分别横书“第二期”字样。券面下端印“财政人民委员邓子恢”字样，右左循读，邓子恢姓名前为债券印制时间，即“公历一九三二年”，姓名后盖有其私人印章。券面四角印刷两个“伍角”，再次注明面值。三个红军战士图案上盖有一个圆形图章，上款“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下款“财政人民委员部”，上下款两端各有一颗五角星。图章中心是两棵麦穗和一个地球，上方嵌一颗五角星，地球之上，印刷象征苏维埃的镰刀和斧头。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战争公债券，贞丰县文物管理所藏
从1930年10月到1931年9月，在毛泽东、朱德的正确领导下，红军连续取得三次反“围剿”胜利，革命根据地得到较大的巩固和发展。基于此，同年11月7日，中共中央以赣南闽西根据地为依托，在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简称“中华苏维埃政府”。苏维埃政府下设九部一局，公债券上的圆形图章正是九部之一的“财政人民委员部”专用印章，闽西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邓子恢即首任部长。1932年5月，国民党开始计划对苏区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为彻底粉碎之，“财政人民委员部”紧急发行了两期革命战争公债券，募集战争经费。第一期7月1日发行，总额30万元，票面额分为5角、1元、5元三种。期限为半年，定于次年1月1日之后开始还本付息。第二期为11月1日发行，总额128万元，面额、利率、期限与第一期相同。贞丰文管所珍藏的这张五角公债券即为第二期发行，其上显示为1933年6月1日开始还本付息。由于当时苏区条件非常艰苦，所以采用简陋的石印技术，即利用多孔的石材，经打磨平版处理后作为印版。这种方式虽然制版比较容易，但缺点也非常明显，就是印刷速度慢，为按时完成发行任务，债券只采用了单面印刷，即背面为空白。现在问题来了，这张编号为491773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战争公债券”，是如何千里迢迢从江西瑞金来到贵州贞丰并保留下来的。
公债券为石印单面印刷，背面为空白
从1935年4月16日开始，毛泽东、朱德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主力部队陆续从白层渡口跨过北盘江，进入贞丰县境。据白腊村布依族村民王学恩1982年3月27日口述回忆，1935年农历三月十五日（4月17日），红军先头部队路过白腊，在寨子背后休整。看上去人很多，有的在树荫下休息，有的进入寨子里烧开水，对老百姓的态度也很好。当时寨子里很多村民都来给红军烧水，王学恩也赶来帮忙。喝水休息后，部队有秩序的离寨，继续向西赶路。有红军干部问王学恩是否愿意跟他们一起走，王学恩说不去。又问，那愿意带一段路不，王学恩便回答，带路可以。见他同意，红军干部从挎包中拿出6张公债券递给王学恩，并说这个你先拿着，以后可以兑钱用。接下来大家边摆白边走，王学恩也将家乡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红军干部。一路走到龙场镇王家屯，红军干部问他知道韦杵不，王学恩回答，只听说是安龙北乡（今龙山镇）一带的人，干部接着又问，那请你带封信给韦杵，你能办到不。因白腊距离北乡并不远，王学恩对来往道路也熟悉，便说可以办到。于是大家停在路边，红军干部坐下用毛笔写了一封信，盖章封好之后交给王学恩，随后又给了十二枚银毫作为路费，并再三嘱咐，信不要搞丢了，也不能给别人看。王学恩随即与部队告别返回白腊，分别时部队的战士又递给他一把短剑，说送给他用来防身。
王学恩回家之后，大约待了十几天的样子，就带着信去了韦杵的老家巧马村。到了之后一打听，当地人说韦杵已经去了云南，由于没见到韦杵本人，王学恩只得把信带回家中，连同6张公债券、12个银毫和那把短剑，锁在一个大木柜里。王学恩并不识字，直到上世纪60年代初期，与白腊毗邻的戈然村大队支书罗正凡去王学恩家玩，拆开信一看，才发现信的内容上面居然有朱德总司令的名字。据罗正凡口述回忆，信的大意是“红军劝诫韦杵，说蒋介石靠不住，你（韦杵）已经吃了不少亏，红军北上，就是主张团结，一致抗日，谁是谁非，今后你（韦杵）会清楚的。”可惜这些珍贵的文物，在上世纪70年代大部分散失了，仅剩下这张公债券，还是因放在老花眼镜盒里才得以保存下来。1982年3月，王学恩老人得知贞丰县征集革命文物，便将这张公债券无偿捐献给了国家。
这封信的对象是安龙人韦杵（chǔ）。韦杵生于1883年，原名明俊，后更名杵。早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学校，后投笔从戎，入云南新军陆军十九镇（师）。1909年，考入云南讲武堂，与朱德是同期同学，同年又一道加入中国同盟会。二人早期革命轨迹相同，都曾在云南参加蔡锷领导的辛亥革命武装起义，又均参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也一同随滇军入川，参加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护法战争。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后，韦杵曾经参与蔡廷锴十九路军的反蒋运动，兵败后撤至福州，被蒋介石军警四处封锁通缉。红军长征期间，蒋介石积极利用地方军阀“围剿”红军，任命云南省主席龙云为“西南剿匪第二路司令”。韦杵因有长期在滇军系统任职的经历，又深得龙云信任，故被龙云任命为“第二路总指挥部军训处处长”，就这样阴差阳错，又被裹挟着拉上蒋介石的“战船”。这也是当初红军给韦杵写这封信的目的，不是替朱德总司令向其叙旧，而是劝其认清形势，认清蒋介石的真面目。尽管这封信王学恩并未送达，但从韦杵当时的具体表现看，尽管在龙云麾下，但自始至终没有再为蒋介石效力。不仅如此，韦杵位于安龙县城大田坝的故居，还曾经在红军过境安龙时，提供给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工作人员住宿和开展钱币兑换业务使用。
韦杵像
今天，我们回头珍视这段历史，这张五角公债券的价值，绝非仅仅只体现在写给韦杵的信，或是布依族村民王学恩为红军带路、送信所获得的报酬这样简单。其背后诠释出来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即使在艰难困苦的长征岁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以百姓心为心的初心，始终如一，从未改变。这也就是中国共产党能够战胜一切困难、取得长征伟大胜利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