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从1934年12月转兵贵州，至1935年4月四渡赤水后战略转移离开贵州，在贵州经历了四个多月的转战历程，不仅成为中央红军长征所经过的11个省份中停留时间最长的一省，而且长征途中的许多重大事件，如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突破乌江、四渡赤水尤其是对党的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遵义会议等等，都是在贵州发生的。转兵贵州后的中央红军，面临着自然环境、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族群环境等多方面的适应性挑战。因地制宜、因人定策，尽快适应环境变化，是中央红军保存有生力量，取得战略转移胜利，促使革命转危为安的基本前提。
一、多样化的适应挑战
1934年10月间，红六军团转战贵州时，在发给中央的电文中就曾指出：“贵州山地，悬崖绝壁，人烟稀少，给养困难，大兵团行动十分困难。”虽自然环境险峻，但贵州在西南的军事地理战略位置却十分重要，跨越了长江和珠江两大流域的中上游，北接四川和重庆，东毗湖南、南邻广西、西连云南，为东来西去、南下北上的必经之地。险峻的自然环境和重要的军事战略位置，是中央红军转战贵州后必须直面的客观因素。
1930年代的贵州地方社会经济状况远远落后于周边其他省份，“由于国民党军阀地主的苛捐杂税、租债的剥削，群众生活是极端痛苦的”。经济凋敝、民生困顿，是中央红军转战贵州后不得不面对的经济环境。
军阀割据黔系军阀实力弱小，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力量的相对薄弱，是中央红军转战贵州的外在政治环境。
大杂居、小聚居的多族共居环境，独特的民族风情，是中央红军转战贵州后必须适应的社会因子。
二、积极应变主动求变
在转战贵州的过程中，影响中央红军适应性的因素有很多，既有主观因素，如湘江战役后遭受严重挫折而在红军队伍中逐渐弥漫的失败情愫、许多红军指战员对于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产生的怀疑和不满、中央高层和红军主要领导人对于战略转移方向的认知和把握等等；同时也有客观因素，如战略转移过程中红军队伍缺衣少粮、武器弹药匮乏的问题，不断减员导致的队伍战斗力下降，对于贵州这一片陌生热土的适应过程性等等。要在贵州这片热土上扎下根来，必须积极应变、主动求变，适应挑战。
（一）把准政治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治方向是党生存发展第一位的问题，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和事业兴衰成败。……如果在方向问题上出现偏离，就会犯颠覆性错误。”中央红军被迫离开原有苏区实行战略转移，且在转移途中遭受重大损失，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人政治方向把握上出现错误，在博古、李德“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下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在绝境中之所以能够转危为安，就在于转战贵州的过程中，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新的领导，准确把握了中国革命前行的正确方向，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征程，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先河。在贵州境内召开的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苟坝会议等，都是在集体领导的原则下有序推进，从而确保了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正确政治方向，为中国革命转危为安引航掌舵。
（二）发动政治宣传
转兵贵州之初，党中央异常重视红军队伍中存在的消极悲观情绪，通过制定明确的作战行动方针给红军战士们指明了革命斗争的目标与前行的方向，稳定军心的同时，以干部会议、军人大会、同乐会等鲜活方式，对象明确、目标精准、层层推进，在战略转移的危急关头对于红军队伍中上至干部下至普通战士坚定信念、锤炼意志、凝聚人心、鼓舞士气发挥着巨大的政治功效。转兵贵州后，介于贵州的政治经济环境，为瓦解国民党军队，党中央又专门针对受排挤被边缘化的黔系军阀士兵展开政治攻心。对作战过程中俘虏的黔军士兵如何开展工作，红军总政治部也有明确指示。
（三）开展群众工作
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进入贵州后，又针对性地开展群众工作：“用布告、群众会议、飞行集会、宣传队等方式进行广大的宣传解释”；“没收军阀官僚地主豪绅的一切财产，除了红军必需品外，尽量发给群众，并号召群众自己动手去没收”等等。红军总政治部甚至对进入遵义城沿途、特别是进城时红军战士们呼喊的口号以及进城时的注意事项都进行了严格规定，并要求各政治处转发到各连队严格遵照执行。
此外，深入细致地开展民族工作，是中央红军在贵州开展群众工作的一大特点。转兵初入贵州之际，党中央就认识到贵州的地方性特色，强调民族工作的重要性；专门针对如何处理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向各军团政治部主任发出《关于注意与苗民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针对少数民族同胞多聚居在高山密林中，且房屋多为木质结构，房子互相连接很紧，敌对势力对特务进行了专门的放火训练，增加红军的困难，破坏红军与少数民族的关系，红军总司令部还专门要求红军战士在“注意防火”的同时“警惕敌人放火”。
三、适应原则及其成效
中央红军转战贵州的过程中，正是秉持着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民主团结的集体智慧、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等适应原则，因地制宜因人施策、积极应变主动求变，适应了主客观因素带来的风险挑战，创造性地制定和实施符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战略策略，在革命最危急的关头成功取得了战略转移的胜利，保留了革命的星星之火，促使了中国共产党政治上的成熟。同时，赢得贵州各族人民的真心拥护和支持，撒播下革命的火种，为成功实现战略大转移创造了重要条件，不仅形成了红军长征过程中与少数民族同胞的第一个盟约——“弄染结盟”，而且整个红军长征过程中，贵州各族同胞为红军传递信息、掩护伤员、提供物资、引路带路、参军参战，16000多各族同胞加入到红军队伍中，汇聚起一支革命的滚滚洪流勇往直前。
1.贵州省档案馆编：《红军在贵州史料汇编》，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699页。
2.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93页。
3.贵州省档案馆编：《红军在贵州史料汇编》，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699页。
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红军长征纪实丛书·红一方面军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79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