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出考场，身上捆绑的千条线万道索瞬间迸散。祝贺莘莘学子，迈越关山又一重，成为一颗自由欢乐的星辰。
蓝天骄阳、冉冉行云、翱翔的鹰、还有喵星小伙伴，此刻只注目你们，联袂额手相庆。
学子回眸母校，潇洒一别。而那一刻，校园的喜与悲、欢歌与咏叹、诗与远方的童话，代代传承的民谣，铺天盖地涌来，拽回了你的记忆……
这里，我们特邀了多位文化名人，用文字、图片、音频、视频与读者共享其千差万别、个性化的《毕业“季”忆》。
民国时期，所有的铁路员工子弟学校皆称为扶轮中学或小学。“民国时期总共办过扶轮中学15所，扶轮小学205所，在校学生7.7万人。其中最有名的是‘天津扶轮中学’和‘郑州扶轮学校’（现在已经改名为‘郑州扶轮外语学院’），天津扶轮中学培养出世界著名的数学家陈省身、山东大学校长吴富恒、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姜思毅、济南军区司令员郭玉祥、沈阳市委书记李青、天津市委书记张怀三等大批杰出人才。”
二十多年来我做了调研，两院资深院士中毕业或就读过扶轮学校的有陈省身、张文佑、袁隆平、王众托、周镜、邱占祥、叶大年、白以龙、徐建中和某公（工程院院士，被双开）共十人，肯定会有一些遗漏，按比例而言，实属不少。除天津和郑州两所扶轮中学有校史研究外，其余的扶轮学校鲜为人知。
叶大年贵阳扶轮小学毕业照 摄于1950年
我的母校贵阳扶轮小学，创建于1947年，1952年停办，仅仅存在五年。它由湘桂黔铁路局都筑段工程处和贵阳电厂出资主办，赞助单位有53兵工厂贵阳修械所、西南运输处、企鹅烟厂、某军需仓库。学校坐落在观水路的一个小坡上，面积大约两亩多，有八个房间，校长老师办公室和幼稚班各占一间，其余六间是教室，大的约20平米，最小的只有8平米，一个“袖珍”的操场兼做篮球场。一至六年级（分春季班和秋季班）学生大约150人，教室不够，只能用农村简易的复式班的模式，两个年级同时用一个教室。后来国家有令取消春季班，每个班才有了自己的专用教室。
前湘桂黔铁路局都筑段工程处旧址（今铁二院，摄于1985年）
如此简陋房舍的条件，为什么各个单位头头脑脑都把自己的适龄子女送到扶轮小学就读呢？工程处隶属铁道部湘桂黔铁路局，贵阳电厂隶属资源委员会、兵工厂修械所隶属兵工总署，在贵阳皆是鼎鼎有名的“央企”，这里是工程技术人员最集中的地方；贵阳的工程师学会就“挂靠”在贵阳电厂。我们的父辈们在这里从认识到熟悉，创建一所好的小学教育自己的孩子就是共同的“刚需”。抗战胜利了，铁道部有一批扶轮学校恢复和新建，贵阳扶轮小学便应运而生。
贵阳扶轮小学最大的优势是，大多数的教员来自大城市，见过世面，有教学经验，有高学历，起码是师范专科，不乏大学毕业者。女教员多为工程师太太，两任校长都是首长夫人，她们自己的孩子也在学校就读。就这点而言，和一般广义的铁路小学不同，扶轮小学是一所专为自己亲生子弟办的学校。
汤校长在南京请音乐家为扶轮小学谱写了一首校歌：“贵山富水，佳气郁葱葱，火车如电过，文化随交通，我们力品学、锻体魄，奋发志气雄……大家相亲相爱，建起良好学风，做人需恭，做事需实……”校歌表明了，德智体美劳的“五维”教育理念。
提到母校，我首先想到的是训导主任潘德钧，贵阳人，他管理学生极其严格，犯规的学生，无论男生还是女生，都要打手心，处长的女儿也不例外。他常常对我们说，日本和德国的小学生如何严格操练，寒冬决不允许把手放在口袋里，更不允许放在袖筒里，他自己就给我们做出榜样。他对同学说过，曾经在贵阳的“中央训练团受训”，同学们都很怕他，可以说他的训导有“法西斯性质”。出我们意外，解放后并没有作为政治历史问题清算他，现在回想起来，潘德钧老师的“江田岛精神”的训导，也不是一无是处的，至少是培养了我们不怕艰苦和遵守严明纪律的品格。
叶大年故居（1948-1950年），贵阳观水路
学校开设了铁道常识和英语两门课程，铁道常识是五年级和六年级才有的课程，不考试，李仲方工程师授课，他除了讲一丁点铁道常识外，在课堂上就讲鬼谷子、孙膑和庞涓的故事。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我特别感慨，四十多年后，我看《史记》时才读到原文，铁道常识课是给我预习。
英文对小学生来说，非常新鲜有趣，用的是开明书局印的课本。我的老师谭涤清，是国民党的退伍军官，总共就上了不到两年的英文课，当然学到的只是最简单的句子和最常用的一两百个单词而已。我常常开玩笑说：“谭老师教我的英语中记得最牢的是，once upon a time这个短语（即从前）”。另外还有一个教英文的女老师，记不清名字了，四年级以上才有英文课，为不到一百个学生就聘请两个英文教员，可见对英文的重视。
主课国文和算术采用的都是公立学校的课本，新鲜的是有好几位老师用国语授课，当时在贵阳算是新鲜事物，有些“洋气”。学校为老师购置了一套《万有文库》丛书，为老师们“充电”。老师们时不时给学生讲《鲁滨逊漂流记》《小人国》《马可波罗游记》故事，启发我们这些山区的孩子们的幻想，渴望看到大海、沙漠和外面的奇妙世界。
算术课的四则运算，时钟问题、行程问题、植树问题，特别是“鸡兔同笼”问题，同学们最难懂。几年后我学了代数，鸡兔同笼问题竟然是“小儿科”，不解当年小学为什么要费劲学。算术中有专门的珠算课程，而且要求不低。加减乘法之外，还有除法，三一三十一的“九归口诀”要背熟。
我的父亲和爷爷是打算盘的高手，父亲告诉我除法的高级口诀是“飞归口诀”，会计必须会“飞归”，所以我对算盘情有独钟，至今还保存着“中式算盘”和“日式算盘”作为传家宝。说实在话，识字和珠算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最基本的谋生本领。在铁路施工现场，当监工每天都要算土石方，不懂珠算可不行，这是扶轮小学教育接地气的体现。
我们学校的副科音乐、体育、童子军、美术和劳作，开得有声有色，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学校只有一架脚踏风琴，家境宽松的学生有口琴，音乐老师易宗熙，性格古板，同学们会唱许多进步歌曲，如“山那边有好地方”“古怪歌”“锄头歌”“朱大嫂送鸡蛋”等，是不是易老师教的，我记不得了。
当时贵阳的白色恐怖我们儿童都深有感触，学校附近就公然屠杀共产党人。我们扶轮小学里居然公开唱进步歌曲，我不解的是，老师中有没有地下党？谁是地下党？始终是个谜！
叶大年在黄果树大瀑布 摄于1995年
教体育的黄老师毕业于贵阳师院体育系，是个很能干的帅哥，学校场地狭小，开展正规体育活动很困难，老师因地制宜，教踢毽子、滚铁环、跳拱背、跳大绳、抽陀螺。扶轮小学的童子军并不神气，童军服是劣质的，但教授童军绳的各种打结方法却非常实用，终身受益。
孟静如老师教美术和劳作，西洋画、国画、版画（木刻）、竹刻、样样都教，学生选学一种。我选的是竹刻，作品是一个笔筒，刻字：“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哥哥叶大同选版画，交卷是一版木刻。汪其楷选国画，他后来成为建筑学家，成都规划设计院的总工程师。低年级劳作课有叠纸、剪花、缠香包等等，最奇妙的是纸叠青蛙，口吹后扑扑地向前蹦跳，活灵活现！高年级劳作课学制作脱胎纸器，每人交一件作品，一个碗、一个花瓶什么的。我在扶轮小学爱上刀刻，后来常常刻印章自赏和送友。
工程处游艺室不时举行晚会，职工中的票友唱京戏，保留节目有“打渔杀家”“苏三起解”“空城计”，其余的节目全是扶轮小学的学生表演，老师们拿出浑身解数表演精彩节目，女生穿着白纱的长裙表演唱《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查根秀同学表演的《朱大嫂送鸡蛋》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而让大家耳目一新的是男生的多人“踢踏舞”。六十多后以后，爱尔兰的一个歌舞团访问中国，演出了“大河之舞”的踢踏舞，轰动全国，我不由得想起在贵阳扶轮小学学的踢踏舞。
总起来说，贵阳扶轮小学在“德智体美劳五维教育”方面颇有特色，但我只是个小学生，而且时隔久远，写得不一定到位。
叶大年与夫人杨燕敏 2019年摄于延庆
我前前后后花费十几年功夫，联络上国内乃至国外校友，共同回忆母校扶轮小学，惊人地发现，150多位同学中大约40位是高级知识分子，有院士、大学教授、中西医主任医师、作家、律师、著名建筑师、一级歌唱家、市人大副主任、高级工程师、火箭专家，可以说短暂的贵阳扶轮小学是贵州教育史上的奇迹，遗憾的是，今天，学校的遗迹荡然无存。
图片制作：张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