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出考场，身上捆绑的千条线万道索瞬间迸散。祝贺莘莘学子，迈越关山又一重，成为一颗自由欢乐的星辰。
蓝天骄阳、冉冉行云、翱翔的鹰、还有喵星小伙伴，此刻只注目你们，联袂额手相庆。
学子回眸母校，潇洒一别。而那一刻，校园的喜与悲、欢歌与咏叹、诗与远方的童话，代代传承的民谣，铺天盖地涌来，拽回了你的记忆……
这里，我们特邀了多位文化名人，用文字、图片、音频、视频与读者共享其千差万别、个性化的《毕业“季”忆》。
1987年我14岁，眼瞅着要上初三了。这时我爸已经研究生毕业分配回成都，我妈也调了回去，只有我还窝在爷爷奶奶身边。可是，户口随母，我的户口与学籍都在成都，我得回那里去考高中。于是，父母到处托人，经过一些拐弯抹角的关系，我被送进了黄瓦街中学。介绍人说，这所中学虽然不大，倒是以严格出名。
黄瓦街中学真是“不大”——首先，它只有初中。而且，校本部只是三进的小院，全是平房，所有的教室加起来，只够初三六个班上课。初一初二只好到附近的少年宫借教室。我在这里念了一年书，几乎没见过初一初二的学弟学妹——这说明几乎也没什么全校性的活动。
黄瓦街
操场是有的，虽然很小。有两个篮球架，一根旗杆。这操场小到没法划出标准50米的跑道，横竖都不够。体育课跑步，是走出校门，绕着学校跑一圈。测验的时候，将校门前那条小街两头放些障碍物堵住，就在马路上跑50米。
我在这里度过了初三的生涯，也获得了一年的美好回忆。即使是升学的强大压力，与碰到了两三次校外流氓的勒索，也没有冲淡记忆的光晕。真是一件奇异的事。
这样一个小学校，学生多是附近街道的居民。似乎我是住得较远的一个，而且还不会骑自行车。理所当然地，中午就留在学校吃饭。
这里居然也有一个食堂，应该说，有一个厨房，因为那里并无就餐的桌椅，买了饭须回教室吃。我又发现了一种神奇的状况：整个初三，似乎常常只有我一个人在学校搭伙。
于是我须在早读后去一趟食堂（离我的教室只有十几二十米），告诉厨师，一个胡子拉碴的小伙子，我今天中午要搭伙。到了十二点放学，我就拿着饭盒再去。厨师一般只炒一个菜，回锅肉，蒜苔肉丝，青椒肉丝，我一半他一半，再蒸一钵饭，一斤左右，你要打三两四两随便。
我端着饭菜回教室，坐在自己座位上摊开一本书，慢慢地边看边吃。有很长一段时间，佐饭的书，是汪曾祺的《晚饭花集》。因为祖父是高邮人，且是汪曾祺的表弟，我对这本写高邮民国生活的书颇有亲近感。吃着成都的饭，看着高邮的往事，陈小手，高北溟，王淡人，陈泥鳅。中午的学校安静极了，偶尔有住校的杂工炒菜的呲啦声。书中的这些人事辽远而沉静，看到《鉴赏家》里季匋民在画上题“风拂紫藤花乱”，学校院子里，教室通往办公室与食堂有一座花架，也有紫藤似的花。新学年开学未久，初秋的风还很温柔。
饭后去洗碗，回来接着读书。《晚饭花集》终于读“熟”了，就换一本。过了一个学期，进入考前冲刺阶段，还从家里带了一本人民文学社1980年代版的《儒林外史》。有时中午去如厕，也带着书。那本书实在太厚，终于有一次在挡板上没搁牢，掉进了厕所里。Ade，我的杜少卿和匡超人！
新到一个学校，我用书本与沉默构筑了一堵墙。下午上课前有同学陆续进来，也不轻易与我说话，大家呆在座位上各做各的。不过大城市的孩子，又是主场，比我要活泼得多。渐渐有人跟我打招呼，也说上两句闲话。有一次，一位女同学看我在读一本《围棋天地》，很好奇地凑过来：
“这是围棋哇？咋个下喃？”
我就简单地说了两句，最基本的，一颗子有四口气，如果四口气都被堵死，该棋子就要被提掉。
隔天中午，我正低头看书。突然听见哗啦哗啦地脚步声，进了教室，而且哗啦哗啦地放大，向我靠近。一抬头，愕然，前面的椅子上，左边，右边，各站了一位女同学。
“哈哈，你没得气啦！被提掉啦！”
果然，后面还站了一位。我只好认输，跑到一边，表示被提掉。经过这一番闹，同学间的距离感少了许多。
慢慢熟悉了新的生活，戒心也少了。我尝试着饭后走出校门，往右走，五十米（正好是短跑测验的长度），就到了黄瓦街口，打横是一条长街，东城根下街。
我立刻发现，不少同学中午并没有回家，他们只是不在学校搭伙。
街口有一家卖叶儿粑的，号称三不粘（不粘锅，不粘筷，不粘牙）。往左走（南方人分不清东南西北），街对面各有一家卖面食的，女老板们坐在店门口包抄手，筷子头在馅碗里略一蘸，在淡黄色的抄手皮上一抹，手一转，一只抄手便丢进撒了白面粉的筛箩里。左边的那家一碗会多给一两只，右边那家是一对姐妹开的，自制的熟油海椒，滋味似乎的确好一些，一碗下肚，让人浑身燥热，雨天特别受欢迎。
再往前走，有一家卖刀削面的。下面的伙计并不炫技地将面团顶在头上，只是随意地擎在手中，一大块铁片嗖嗖飞舞，大小未必均匀的面片飞进店门口的大铁锅中。捞出来，加上油乎乎的肉码，几根青菜。中午总有好几个学生站在门口轮候。观察半年后，我觉得这伙计捞面的时候，给女生要比给男生的多，女生三两相当于男生四两。
吃的没有了，往前走只有台球铺。反过来往右走，仍然有刀削面、抄手，但味道没有左边的好。
再往前是一个集市，绿油油的碗豆尖，白生生的萝卜，青郁郁的甘蔗，灰朴朴的地瓜。一两个摊点卖衣服，完全不放在我的眼里。
集市走到中间，一个锅盔摊！玻璃柜子擦得锃亮，里面卧着白面锅盔、肉锅盔、酥油锅盔，不要这些，我要正在烘的红糖锅盔，一吃一口糖，滴滴答答地往下流，举起来，热热地捏在手心里。要是没有红糖的，就来两个混糖的，没那么绵扯，可以揪着吃，舌尖隐隐约约的甜。
走完了这片集市，能看到一个颇大的茶馆，幺师来来去去地冲水，茶客们仰面向天，或趴在桌上打瞌睡。也有向茶馆租了一付围棋在下赌棋的，一点都不斯文，棋不是下的，也不是日本式的“打”，而是砰的一声丢在木棋盘上，再用一根手指去戳正位置。不少棋子已裂成两半，那又有啥子？未必半颗棋不算？下到收官，棋盒见底了，棋子不够数！
“喂，说好，这块棋死了哈，我收来用。”
“啥子哟！老子还要留来打劫的。”
“打个铲铲！……数嘛，两个劫材，等会儿让你两步就是！老子劫材多得很！”
“对嘛！哪个怕哪个？”
骂骂咧咧声中一盘终了。输家丢一张皱巴巴的大团结（十元人民币）在棋盘上。
哎呀！看太久了，都要上课了得嘛！赶快跑！
学校果然严格。初三了，要升学了，别的法宝莫得，拿时间夯，每天加课加考，到晚上八点才放学。
每天五角钱，五点钟加一次餐。从外面订的圆面包，食堂的厨师捧一个大笤箕，上面盖着白布，掀开，半温的一人一个。
最后一个钟头总是各种考试，不交卷不准走。数学我一般会卡在最后一道大题上，虽然腆着脸，也只好去拉前面女同学的大辫子。一拉，她背靠过来，我轻声说，最后一道。她趴回去了。一会儿，一个纸团轻轻巧巧地掉在我课桌上。
其实纸团里的答案未必正确。管它的，只要能写满试卷，便走得心安理得。每天都要考，明天听老师讲评。
化学最麻烦。化学老师瞪着铜铃般的双眼，一遍遍地在桌子间走。
最累但最不心惊胆战的是语文。语文老师坐在讲台后面看报纸，她不喜欢把考当成老师的法宝，不过也违拗不得校方规定。初三的模拟试卷，知识点遍布初一到初三的六册语文课本。六册全的课本，全班只有一套，目下放在我的桌肚里，我一道题一道题地翻，十几张卷子，做完一张，就有人取走一张，全班五十来人都在抄我的卷子。
初中毕业照
八点放学，晚上的街道黑灯瞎火，不够安全。学校于是规定家住同方向的三个同学一道走。我跟另外两位女同学分成一个回家小组。
她们俩手拉手在前面走。我不好意思跟她们并排走，拉开几米跟在后面。暗夜里只听见唰唰的脚步声，和偶尔的笑声，有时其中一位女生会轻轻地哼一首歌，《雪绒花》，或是《大约在冬季》。
有时老师开恩，不考试（比如周末），放学的时候正是薄暮，但还是习惯地三人一道走。前方有影影绰绰的两个背影，低低的语声，不知道在说啥子。想走近点，又抹不开面皮。直到岔路口，她们先到家，两人转过来，招一招手作别，连脸都看不清了。
四年过去，我从广州返回成都，见到其中一位女同学。她很高兴地说起从前的某事某事。
“这个，我不晓得呀！”
“咋个会不晓得，就是初二上学期我们去崇庆……”
“我是初三才转过来的呀。”
“哦？我咋个觉得我们一起读了三年……”
那时我才知道，这小小的黄瓦街，有清一代，是成都八旗驻防区域的中心。清制宗室准用明黄色。成都的贝子与觉罗们将一条街的房瓦全刷成了明黄色，故称黄瓦街。
东城根下街的市集，再往前走一条街，就到了著名的宽窄巷子。那是成都从前最美丽的所在，住的都是达官显贵。连绵的小院，街两边都是粉墙，墙内绿树掩映，竹影婆娑。户门的匾额，落款不是于右任就是张大千。
这样好的地方，整整一年我竟从未去过，只是吃了上百个锅盔，看了几十盘棋。
图片制作：张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