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物立足，以史料为盾，
虎视牂牁，鹰瞵万峰，解读历史。
华严洞“飞岩”摩崖 图片来源：悦读安顺
安顺南郊读书山华严洞，石壁题“飞岩”摩崖，两字大如簸箕，苍劲有力，款识“宣统元年春月；提督徐印川书”。贵阳南明区铜鼓山仙人洞，亦为黔中名胜，居高临下，石壁题“云山万里”，款识居然和华严洞摩崖一模一样，为“宣统元年春月；提督徐印川书”。镇远青龙洞古建筑群紫阳洞摩崖，“飞岩”两字与华严洞摩崖相同，只是略小，款识仅少“提督”两字，也不分上下款，为“宣统元年春月徐印川书”。花江铁索桥于贞丰县一侧岩壁，题“飞虹”二字，摩崖气势磅礴，款识略有不同，为“宣统二年秋；寿春徐印川书”。也就是说，宣统元年（1909）还是“提督徐印川”，一年之后的宣统二年（1910），变成了“寿春徐印川”。
贵阳铜鼓山仙人洞“云山万里”摩崖 图片来源：黔山秀水
晚清贵州，最高军事统领为提督，全称“提督军务总兵官”，系总揽贵州全省军事的指挥官。下辖四股重要的武装力量，即安义、古州、镇远、威宁四镇。“镇”可以理解为今天部队的师级单位，统领称为总兵，也叫总镇。徐印川系安徽淮南（古称寿春）人，早年在陕西、湖北和广西从军，骁勇善战，多次受朝廷嘉奖。有记载，光绪二十七年（1901）前后，徐印川担任安徽皖南镇正三品的参将和从二品的副将期间，曾在淮北涡阳地区镇压农民起义。《清史稿》记载，光绪二十九年（1903），“以记名提督徐印川为贵州古州镇总兵”，就是享受一品提督的待遇，实任正二品的古州镇总兵。这样看来，徐印川也是依靠军功一路提拔上来的。光绪三十一年（1905），贵州提督潘万才丁忧（其母过世）回家守制，其职务由古州镇总兵徐印川代理。潘万才系阜阳人，与徐印川属安徽老乡，行伍出身，均属清末淮军将领，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从淮扬（淮安、扬州）镇总兵任上提拔起来的贵州提督。
关于徐印川最著名的书法作品，是其刚刚代理贵州提督时，就冒天下之大不韪，在“红崖天书”左上角草书一个大大的“虎”字。据安顺知府瞿鸿锡撰写的《跋红岩禹碑》记载，其“奉朝命，守安顺之三年，风雨以时，四野无事”，便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三月九日，与“改官来黔”的进士何肇勋，到访关岭红岩，但见“岩浅红色，字画深朱。如新脱手，并非镌刻”，因天书非镌刻于石壁，而是书写于石壁，后又被灰浆等物涂抹破坏，故瞿鸿锡“镶纸糊岩，凌笔摩异。穷日之力，钩勒以返”，就是于崖壁铺纸钩勒，用时一天，才将天书做成摹本。瞿知府真糊涂也罢，假糊涂也好，总之数月后，便将这带有徐印川“虎”字的摹本，翻刻成碑，立于安顺府署。后人就近到安顺府署制作的石刻拓本，便自然都有了“虎”字，故广泛流传。“红崖天书”本就晦涩，不知原委者，与光绪之前的旧摹本比对，便会被徐印川伪作之“虎”绕得“云里雾里”。
“红崖天书”上的草书“虎”字 民国时期拍摄 图片来源：关岭文化
徐印川的字，多次出现在安顺，也是有渊源的。贵州提督的“总司令部”，在康熙初年便从贵阳移设在安顺北街，即安顺地区的老县委大院位置，当地人俗称“大府公园”。据《安顺续修府志》载，督府“地势雄峻，规模宏敞”。又据安顺乡贤潘玉陶《北街故事》载，徐印川在提督府内安排部下实弹打靶。某日训练，一流弹飞出，打死附近民房上正在捡瓦的泥水匠。本想束之高阁，置之不理。但“在自治社组织下，时城中百姓鸣锣相告，聚众示威”，迫使徐印川安葬死者，怃恤家属。安顺武庙光绪三十一年（1905）沿革记录中，也有提督徐印川“将泮池后宫墙拆除，修成厅房五间”的记载。
宣统二年（1910）六月二十八日，云贵总督李经羲、贵州巡抚庞鸿书联名替徐印川向溥仪写了一张“病假条”，即“代奏贵州提督徐印川病请开缺”。大意是徐印川早年征战，转战“陇鄂等省，屡中炮伤”，来黔之后，“整军于烟瘴之中，未敢惮驱驰之苦，犹幸体质素强，可以勉强任事”。但“瘴疠为日已久，精力既衰，病势益剧”。特别是去年秋天以来，“神思渐觉昏瞀，医调迄未见功”，身体已经难以支撑，因“军政重要，恐多贻误”，因此“请准将贵州提督徐印川开缺回籍，暂假医调，以图后效”。这便是花江铁索桥“飞虹”摩崖落款，不再用“提督徐印川”，而变成“寿春徐印川”的原因。
花江铁索桥“飞虹”摩崖
据《大清宣统政纪卷之三十七》记载，宣统二年（1910），“贵州提督徐印川因病乞休，以贵州安义镇总兵李宝书为贵州提督”。因此，徐印川并不是坊间说的贵州最后一任提督。前文我们在花江铁索桥的第二次岁修中，说过这位“记名提督”李将军，宝书是其号，其名李玉堂。光绪三十一年（1905）担任安义镇总兵，光绪三十四年（1908）六月补授贵州提督。两年之后，李将军终于等到徐印川“病退”，取而代之，成为贵州货真价实最后一任军门提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