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物立足，以史料为盾，

虎视牂牁，鹰瞵万峰，解读历史。

今天流行的“琴棋书画”一词，出自唐代张彦远《法书要录》，讲述南梁书法理论家袁昂号称“辩才”的玄孙，博学善文，琴棋字画，样样精通。古琴作为我国最早的弹弦乐器，按汉代古琴大师桓谭在《新论》中追溯，为“神农造琴”，按《礼记》《史记》等典籍追溯，为“舜作五弦之琴”，就是琴源自上古，最早是五弦。不过到了汉代，基本发展定型为七弦。东汉名臣蔡邕在《琴操》中解释：“文王、武王加二弦”。著名学者应劭在《风俗通义》也有明确描述，今琴乃“七弦者”。唐宋时期之所以将“琴”排在古代文人的四艺之首，其实也源自汉代。桓谭曾盛赞，“八音之中，惟弦为最，而琴为之首。”西汉末年宗室大臣刘向痴迷古琴，明朝《永乐琴书集成》概括其琴学理论，具体为七条：“明道德，感鬼神，美风俗，妙心察，制声调，流文雅，善传授。”简单地理解，就是弹琴对于文人，不仅高雅，还有思想、通政事。琴音悠远声音美，具有较强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特别是到了东汉，在士子心目中，古琴更是已经上升到“琴道”，能够教化天下、修身养性、通神明德。

1987年，贵州兴仁交乐6号墓曾经出土一件东汉抚琴俑，国宝级文物，个人认为是全国出土抚琴陶俑中整体最精彩的一件。1990年曾经代表贵州省赴北京参加“首届中华文物精品展”，引起不小轰动。抚琴俑高34厘米，宽35.8厘米。右膝跪地，左腿弯曲向左，双膝分开，臀部紧贴两后足。也就是说，其坐姿不是汉代标准双膝并拢接地、毕恭毕敬的“跽坐”，而是相对休闲随意的“跪坐”。陶俑衣着朴素，头戴圆帽，帽内尖顶高度正好与帽的外立沿相当。内身着圆领，外穿宽袖服，右襟掩覆于左襟内，为汉族标志性的右衽服。两手宽袖挽于双肘，随意自然。最精彩的地方，体现在陶俑精准的面部表情刻画。蚕眉杏眼，短须高鼻，生动传神。满面春风，喜容可掬，给人的感觉就是国富民强，安居乐业，一片幸福与祥和。此外，古琴置于双膝，右高左低，属东汉时期比较典型的抚琴方式。陶俑右手掌缘轻抚琴面，食指和中指明显内曲，呈弹拨状。左手拇指头与食指头紧捏，小指外翻，刻画相当细腻。

东汉抚琴俑 兴仁交乐6号墓出土

面部表情

1991年12月，仁怀市合马镇大渡口汉墓也出土一组陶俑，其中有一件抚琴俑。该俑高28厘米，宽21厘米，同样头戴圆帽，卷袖于肘。不过，除宽袍圆领外，衣襟及面部表情等细部特征刻画不清。比较不同的是，该俑的古琴为平放腿间，而不是倾斜摆放。类似这种古琴平放腿上的方式，黔西县12号汉墓也出土一件，双腿外撇跪地，体型非常小，高仅11厘米，宽12厘米。尽管这件抚琴俑非常小，但对于古琴的刻画却相当清晰。琴面上不仅清晰地刻画出首尾岳山，尾部有弦枘，首部还有弦柱。琴弦也明显不止七根，而是至少有九根。岳山即在琴额上用以架弦的那根横木，弦柱就是配合岳山固定琴弦，一般一弦一柱，有时也会省略。弦枘就是固定系弦的构件，通常装在尾部。现在问题来了，由于弦枘的出现，这是一把古琴吗？

抚琴俑 仁怀市合马镇大渡口汉墓出土

抚琴俑 黔西县12号汉墓出土

《诗经》中有专门比喻夫妇伉俪情深的诗句，曰：“妻子好合，如鼓琴瑟”，即今天常说的“琴瑟之好”“琴瑟和鸣”等意思。这个“瑟”也是一种古老的弦乐器，与琴非常相像，故二者经常连用。在汉代关于“瑟”的图像中，目前看来，弦数少至四弦，多至十几弦，并不固定。关键问题，是古琴的琴面并不需要弦枘。通常是在琴弦的一端打结，这个结很小，称为蝇头，古语蝇头小利最早就是指这里。蝇头可以直接固定在琴首的岳山或弦柱。琴弦的另一端则绕过琴尾的凹槽，拴系固定在琴的背面。这个凹槽称为龙龈，非常形象。而背面拴系的部件通常为足状，习惯称为雁足。因为琴头岳山处最高，琴尾凹槽最低，所以琴弦绷紧之后，会向尾部倾斜。而瑟的弦相对是水平的，因此需要在面板尾部安装一个凸起的弦枘，如果光靠弦枘还是绷不紧，则需要在弦枘前端再设计一个岳山，这样就有利于弦的受力绷紧。此外，还有一个细节也需要注意，理论上瑟的首尾宽度应该一致，而古琴则是首宽尾窄。按此推断，黔西县12号汉墓出土的或许是一件鼓瑟俑。《诗经·山有枢》专门用“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来讽刺抠门的地主，意思是贵族老爷你有酒有肉，怎么不每天弹瑟自己寻开心呢。

回到交乐6号墓出土的抚琴俑，当我们俯视它，琴面的首尾位置同样塑造有两道岳山，在琴尾的一头，还有一个明显的凹坑，这个凹坑很有可能是已经损毁掉的弦枘。但即便论证这位先生真的是在鼓瑟而不是抚琴，改名也大可不必。因为历史的真相本来就非常复杂，像这种面板上首尾岳山的情况也并不多见，也许这是汉代古琴在西南地区过渡的改良品种呢。况且“琴瑟”本身就是亲密无间、志同道合的一家人。

兴仁交乐6号墓出土抚琴俑俯视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