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图：李沛林）

“我”是一份边角微微泛黄的报纸，出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经历了四十三年的风云变幻，“我”见证了当年顶云人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土地改革，被大家誉为助推“顶云经验”从幕后走到台前的一次伟大尝试，也被基层群众亲切地称为“十一号文件”。

“好个顶云坡，肥田沃土多，生产搞不好，家里不开锅……”这句顺口溜，是40多年前安顺地区关岭县顶云公社的真实写照。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当时陶家组生产队长陈高忠冲破各种阻力把32户183人划分为3个生产组，实行“定产到组，超产奖励”，让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当地的老百姓也吃上了饱饭。1978年春，全社28个生产队中有16个队冲破阻碍，并得到当地县委支持，把16个队划分成53个作业组，实行“定产到组，超产奖励”。当年统计队队增产增收，粮食产量比1977年增产30%。

顶云公社出现的“定产到组”，这在当时可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面对不同的声音1978年11月11号，“我”的头版刊发了《“定产到组”姓“社”不姓“资”》《“定产到组，超产奖励”行之有效》两篇通讯，全省上下迅速引发激烈讨论，支持和反对的声音并存，但“多种声音”并没有让顶云人胆怯，反而让他们更加挺直腰杆。顶云人认为，他们的作法有利于调动生产积极性，既能促进增产增收，又有利于巩固集体经济。自此，以“顶云”经验为起点，改革的洪流滚滚而来，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勇于打破一切不利于调动群众积极性、提高农业生产率的条条框框，顶云精神历经岁月风沙，在走走停停的进程中传来真理的回响。“我”作为一剂“进一步解放思想”的良药和催化剂，也作为一份见证，如今已被收藏于顶云经验纪念馆内，前来观展的游客们还能从字里行间里触碰到当年“顶云经验”所经历的曲折道路、艰苦历程与胜利的足迹。

（部分文字资料参考《顶云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