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并要求我们在新时代“继续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现结合遵义会议的召开来深刻学习领会总书记的这个政治要求，弘扬伟大的建党精神，不断锤炼我们的“政治品格”。

遵义会议的召开“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是我们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坚持真理，实事求是”是遵义会议精神的核心内涵，而这正是铸成伟大建党精神中“坚持真理”的“精神谱系”来源之一。因为，遵义会议之所以能够胜利召开，本身就是我们党在革命成长过程中，面临两条路线的斗争时，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坚持真理，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不断克服错误，勇于自我革命而取得的斗争成果。

遵义会议召开之前，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曾发生过三次“左”倾错误。 第一次是在大革命遭受严重挫败时带有浓厚拼命色彩的“左”倾盲动主义；第二次是在国民党各派军事势力间爆发大规模混战期间，由于过分夸大革命有利形势而产生的“左”倾冒险主义；第三次是以“国际路线”为旗号、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时间从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开始，一直延续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前，历时整整四年。第三次“左”倾教条主义者上台后，不顾实际情况，从主观主义出发，在政治路线、经济政策、军事部署等方面大力贯彻“左”倾路线，并对不同意见者实施无情打击，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占据了中央领导权，最终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

中央红军长征是在危急的情况下不得已的战略转移，博古、李德对于西征去哪里、到底怎么办并无确定把握，只是大致设想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当蒋介石了解到中央红军西进的路线和最终意图后，便调动30万兵力，张网封锁湘江以围歼中央红军。博古、李德却不顾敌情变化，忽视毛泽东、彭德怀提出的“转战湘南、湘中，杀一个回马枪”的建议，坚持西进，硬往蒋介石的罗网里钻，再加上大搬家甬道式缓慢行军，错失渡江良机，最后以伤亡3万多的代价才渡过湘江。湘江一役，红军损失惨重。广大红军指战员对“左”倾教条主义由怀疑、不满开始变为愤怒，党的高级干部也开始普遍产生要改换中央领导、改变错误路线、使党和红军尽快摆脱极为不利的困境的意愿。这实际上是我们党开始有了修正自我错误的觉醒意识，为其后召开遵义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博古、李德所犯的一系列错误打下了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

渡过湘江后，随着红军转移过程中实际情况的不断变化，何去何从成为摆在当时党和红军面前一个生死攸关的大问题。决策正确，可能突出重围；决策错误，则可能全军覆没。面对如此复杂而险恶的环境，毛泽东等人坚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战略调整、主张向敌人力量最薄弱的贵州进军；博古李德则教条的坚持要按原计划去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

“道路决定命运，行动决定方向”，毛泽东等人从党和红军的安危出发，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坚决而智慧的同错误路线作斗争，最终避开了敌人布下的网罗，通过从通道会议的战术转兵，到黎平会议战略转兵、再到猴场会议收回“三人团”军权，挺进黔北。这一系列会议与军事行动，打乱蒋介石部署，给红军赢得了修整时间，最终在“天时地利人和”的背景下，胜利召开遵义会议，解决了最为急迫的军事与组织问题，从而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领导。从此，中国革命才一步步转危为安。这一惊心动魄的历史过程，正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过程中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独立自主，不断向错误作斗争，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艰难成长过程，内中所蕴含的精神内涵，正是熔铸伟大建党精神的红色基因与精神谱系的生动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