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秋的一天，在贵州黄平的驿路上，一队迎亲队伍，赶上了一行人，其中有两个金发碧眼的洋人，还有一个气度不凡的中年人。因路窄无法避让，只好夹杂而行。这个中年人联想起了自己二十五年前迎亲的情景，不禁捧腹大笑。他就是称得上近代传奇人物的陈季同，福州人，福建船政学堂前学堂第一届毕业生。福建船政学堂是中国最早的新式海军学校，严复、邓世昌、刘步蟾等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陈季同毕业后派驻欧洲十六年，曾经任过清廷驻英、法等国公使衔参赞。在繁忙的外交公务之余，将《红楼梦》、《聊斋》译成法文刊行，还用法文写了介绍中国的著作，贵州人民出版社就出版过他的《中国人自画像》。
陈季同像 来源于网络
当时，贵州近代工业的发韧——青溪矿务局因资金和煤、铁矿资源匮乏，陷入了困境。应矿务局负责人曾彦铨之请，陈季同与两位外国地质工程师到贵州考察煤铁资源。他们从上海出发，沿江而上至汉口，经洞庭湖入湖南，水路过桃源、辰溪，登陆入黔。在贵州，陈季同先以青溪为基地，在麻江、黄平、丹寨一带考察矿产资源，然后经贵阳、毕节、渡赤水河别黔入川，从重庆顺流而下，返回汉口。一路上，陈季同将所遇、所见、所闻、所感一一化为诗句，编入了他的诗集《学贾集》。
青溪铁厂 图片来自网络
青溪铁厂生产的天字一号铁锭 图片来自网络
在陈季同的眼中，清末的贵州并不是顽冥不化的闭塞之地，在某些方面还是醒得早的。在上海动身时，“亲友争来劝止，”原因是“湘中人不喜西人，”此次同洋矿师一起，“恐有奇祸。”于是在湖南一路提心吊胆，直到出了晃州，“幸出湘境，安然无事”，心才放了下来。可是在贵州，根本碰不到这种事，顶多是老百姓出于好奇，争来观看而已。只有黔西的州官怕出事，请洋人把轿帘放下来，而“地方百姓安睹如常”。 当地百姓称洋矿师为“鬼”，而贵州古代亦被人称为“鬼方”，所以陈季同诙谐地写道：“路鬼争看载鬼车，鬼头鬼脸笑哈哈。”“天下而今是一家。”
清末的贵州 来源于网络
到了贵阳后，有一件事让陈季同又惊又喜，就是出贵阳西门时看到了电报线，“一线高悬似彩虹”。他说，从汉口一路往西都未见电报线，而且“中国各省均设电报，惟湖南不设，今犹缺然。”想不到在边远的贵阳，“一电传来万里通。”
但是，陈季同没有想到的是，他临到青溪矿务局时，曾彦铨已亡故了。陈季同说，“有约在先，不敢因其死，遂萌异议。”依旧抱着一腔热忱，跋山涉水，寻找矿源。尽管如此，陈季同还是隐约感受到了人事关系的错综复杂，对当地官员的拖沓和掣肘也颇有微词：“漫云众志成城易，其奈人情似纸何”。陈季同应邀来贵州考察矿产之前，无论是国运，还是仕途，都遇到了大问题。甲午战败，清廷对日议和，割让台湾，陈季同参与台湾拒日首义失败，心情极为沉痛。而且在途中听说英兵已入西藏，川中为之震动，更是感叹“东海鱼龙方变化，西川戎马起尘埃”。所以来贵州考察矿产也有振兴矿业，实业救国的初衷，但是又不能如愿。于是，他把黔谚改为“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家无三两银，人无三分情。”不过，陈季同仍然寄以希望，他衷心祝愿：“毕竟苦心天不负，请看大器终晚成”。
在贵州，陈季同一方面看到少数民族生活的困苦，也目睹鸦片的荼毒；一方面又深刻感受到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和民风的淳朴，在《跳月》诗中，陈季同认为这是“桑间濮上古遗风”，还联想到“中西相距三万里，言语不通服饰异；独于男女之大伦，跳舞合欢能一理。”在《盤瓠》诗中，从苗族的起源盤瓠传说开始，联系到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学说，试图理性地解释不同民族人种的由来。
清末贵州少数民族 图片来源网络
陈季同还对贵州的土特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如茨藜，“独黔产，邻省不能移”。他还观察到茨藜花分单瓣和重瓣，重瓣者又名“送春归”；果实“其味杂酸甘，积滞能消之；以蜜调为膏，居然甜如饴。”
茨藜（刺梨） 图片来自网络
只有对荨麻，陈季同初无好感，认为荨麻碰到就会皮肤红肿，疼痛异常。所以他恨道：“天复何为生此草，甚于蜂虿与蝎蝮”。可是当地人对他说，这个东西大有用处。用沸水烫过，可以用来喂猪；熬的水还可以治皮肤病。听到此言，陈季同发出了由衷的感叹：“信乎世间无弃材！”
荨麻 图片来源于网络
不过，陈季同写茨藜和荨麻的两首诗，其出处似来自田雯所著《黔书》，连所发的感慨也几乎一样。看来在陈季同的行匣里，和我们现在出行一样，也是要带上些旅游指南之类的书，至少《黔书》是带上的。
延伸阅读：
陈季同(1851~1907)清末外交官。字敬如，一作镜如，号三乘槎客，福建侯官(今属福州)人。福建船政学堂前学堂第一届毕业生。历任中国驻法、德、意公使馆参赞，刘铭传赴台湾幕僚、副将，曾参与台湾拒日首义失败后返回大陆。陈季同用法文写作了八部作品，分别是《中国人自画像》、《中国人的戏剧》、《中国故事集》、《中国的娱乐》、《黄衫客传奇》、《巴黎人》、《吾国》、《英勇的爱》。被译成英、德、意、西、丹麦等多国语言，在欧美各国产生了巨大影响，陈季同翻译出版了雨果的小说《九三年》及剧本《吕伯兰》、《欧那尼》、《银瓶怨》，莫里哀的《夫人学堂》及左拉的《南丹与奈依夫人》等著名作品，成为近代中国“译介法国文学的一位卓有成就的先驱者”，是我国研究法国文学的第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