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贵州通志》对席书和王阳明有这样一段评价：贵州人士知道从事心性之学，而不淹没于俗学，得益于两位先生的倡导教化。而这两位先生从当年九月王阳明到贵阳文明书院，到年底离开贵州，在贵阳相处仅仅只有两三个月时间，而且之前俩人未曾见过面。
席书在派人去迎接王阳明主讲文明书院的信中说：“我知道过去的人有风雨连床而内心隔膜千里的，也有一面未交，而读其文章想其人，千里神交的。我和先生虽然没有承应接触过，也算得上是相隔虽远而神交已久的了”。这短短的几个月，不仅奠定了两人的终身知己，也进一步奠定了黔中王学的基础，而且扩大了阳明之学在贵州的影响。
席书像
席书（1461—1527），字文同，号元山，四川遂宁县（今遂宁市蓬溪县）人 。弘治元年（1488）中举，三年（1490）中进士，授任山东郯县知县，河南按察司佥事。正德四年（1509）五月到贵州任提学副使。因为前任毛科曾一度聘王阳明到文明书院讲学，毛科卸任后王才返回龙岗。奇怪的是毛科聘王讲学影响似乎不大，连《王阳明年谱》也没有记载。有的文章甚至说王阳明婉拒毛科所请。席书到任后，依然再聘王阳明讲学文明书院。
席书来贵州之前，“旧知阳明，知其文也，知其才猷勋业也”。到贵阳后，派人带信再请王讲学文明书院，信中说“毛科先生在任之日，有劳先生俯教承学，不料毛先生卸任，先生遂还龙场，生员顿时觉得失去依仗”，王回信“亹亹千余言”，同意所请。席书在派人去迎接王阳明的信中再次说明了聘请的意图：我知道误天下之豪杰者，是科举。但是使天下士借此而知学习向上，也是科举。书院诸生学习当然主要是为了科举，不过请阳明先生在讲学中，“于举业之内，进以古人之德业”，这不是一举两得的事吗？
从王阳明来说，当时的文明书院，有生员二百余人，教授“五经”有教读六人，分斋教学。能在全省最大的书院讲学，“悟以性中之道义于举业之内”，也符合王阳明在《重刊文章规范序》中的观点，而且又不完全拘泥于举业之教，自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
王阳明讲学
王阳明到文明书院一开讲，就如席书所预料的贵州士子“将肩摩而踵接矣”，席书也是有空就到书院与王阳明论学，有时讨论到夜半。席书还“身率贵阳诸生，以所事师礼事之”，当然率领学生拜师是示以尊重之意，并非席书本人拜王阳明为师。这年，席书48岁，王阳明38岁；席书是四品官，王阳明是未入流的驿丞。无论是年龄，还是官职，两人相差太大，何况王阳明还是得罪了刘瑾的戴罪之身。
席书的此番作为，李贽称他有胆有识。大家都在尊信朱熹，而席书认为唯有王阳明为真夫子，这不就是识见吗？身为提学四品官，而率诸生拜师一个小小的驿丞，还不怕得罪刘瑾，这不就是胆量吗？
席书在和王阳明直接接触之后，更为折服。在年底《送别王守仁序》中说，他以文章勋业事问王阳明，王阳明直言不讳地说，我以为你要“为大人之问”，结果你还是问的是“耳与目之问”，“心至大而至明，君子先立其大而不晦其明”。当时席书听了之后，不觉背上汗湿，于是“日亲所学”。
《王阳明年谱》中说，席书问朱陆同异之辨，往复数四，豁然大悟，亦应是讲学文明书院时。至于说“遂与毛宪副修葺书院”，这就把时间弄混淆了，毛科修葺文明书院是弘治十七年（1504）到正德元年（1506）。席书是正德四年五月才接任毛科。
席书不仅认为王阳明直通周、程，上溯孔、孟，其心学已见端倪而方兴未艾，还认定历代文运要百来年才会有大儒出现，当代的吴与弼、薛瑄和陈白沙都未能得到周、程的真传，足以担当起这个文运的，看来有待于现今了。所谓现今，即王阳明无疑了。正因如此，王阳明也认为“受公之知实深”，俩人不仅在学术上相知相通，在政治上亦关系密切。
王阳明在江西遇宁藩之变时，席书已升任福建左布政使，即率兵赴江西支援，途中闻王阳明已平宁藩，才返回。正德十六年（1521），王阳明自江西便道回乡，听说席书要进京入阁，便在途中停船等候，还派专人在估计席书要经过的地方守候，希望能有“信宿之谈”，为此“驻信城五日”，最终无缘一面，方“怏怏而去”。
在大礼议之争中，王阳明的门人朋友分为两派，他不表示支持哪一方。霍韬写信征求他的意见，他未回复。而席书写信来征询意见，王阳明即作答认同其说，只是认为，其时典礼已成，当事者未必能改，言之徒益纷争。升任礼部尚书的席书曾请皇帝召阳明入阁辅政，但被嫉妒的大臣阻止而未成。
嘉靖六年（1527）席书病逝，王阳明撰《祭元山席尚书文》，文中“又忆往年与公论学于贵州，受公之知实深。近年以来，觉稍有所进，思得与公一面，少叙其愚以来质正，斯亦千古之一快；而公今复已矣！”文末连呼三个“呜呼痛哉”， 真是痛彻心扉！自己也在病中，还写信问友人“席元山丧已还蜀否？前者奠辞想已转达。天不遗，此痛何极！”第二年，王阳明亦病逝。
“此心光明”是王阳明的临终遗言。图片是戴明贤老师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