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物立足，以史料为盾，

虎视牂牁，鹰瞵万峰，解读历史。

春秋时期，孔子参观周王祖庙，祖庙庄严肃穆，参观者须保持安静。孔子看到庙堂大殿右边台阶前，立一铜人，铜人“三缄其口”，就是嘴上封有三道封条，其背刻铭：“古之慎言人也。”孔子感叹，这应该是古代说话最小心谨慎的人啊。今天，我们使用的信封，常常在寄信人姓名之后，也有一个“缄”字，意思就是给书信封口，现在当然用胶水，早些年也用浆糊，再早些时候，笔者曾用过煮熟的米饭，一般几粒就够。那在更早的秦汉时期，在那个使用木片或竹简写信的年代，用什么封口呢？

董箐考古发掘现场（图片来源：张合荣）

2005年5月，为保障西电东送，国家在北盘江筑坝修建董箐水电站。为此，省考古所副所长刘恩元带领发掘队一行二十余人，到贞丰、镇宁两县交界处的水淹区进行抢救性发掘。发掘点有两个，一是贞丰县者相镇下茅坪村董箐组小河口，一是镇宁县良田乡顶坛村坝包组田脚脚。小河口遗址位于北盘江西岸，田脚脚遗址位于东岸，两个遗址隔江相望，直线距离不足一里。在东岸的田脚脚遗址，考古队发掘出土一枚封泥，四方形，泥质，边长1.5厘米，高1厘米，其中一侧略有残缺。东西虽小，却是贵州该类物件首次出土。这枚封泥，就是用来给古代书信封口的。

田脚脚遗址出土封泥（胡昌国摄）

东汉以前，还未发明纸张，公文和书信多写在木牍或竹简上，叫“札”。因此今天的书信也称“信札”。“札”用绳捆上，称“缄”。因此颜师古注解《汉书·外戚传》云：“缄，束箧之绳也”。解开绳子叫“开缄”。“缄”的目的，就是为了守护“札”的秘密。如果只是单纯在“札”上打一个绳结，收信人如何知道这个绳结是否半道被人解开过呢？显然不知道。于是，聪明的古人又想出一个办法，就是先在“札”上开槽，再将麻绳过槽打结，然后将泥土填压封槽，最后放在火上烘烤，促其干燥，形成的干硬泥块，就叫封泥。这样，如果“札”被私自拆开，封泥必然破损，从而达到防止泄密的作用。正因如此，田脚脚遗址出土的这枚封泥背面，可以清晰地看见有几道绳印。

田脚脚遗址出土封泥背面绳印（胡昌国摄）

当然，封泥也不是随便找块泥巴就封了，选用的泥土一般要有较好的黏性。如皇帝的诏书封泥，首选甘肃陇南产的“武都紫泥”，因泥质细腻纯正，烧结后呈紫红色而得名。东晋王嘉《拾遗记》中，也曾记载浮忻国向汉武帝上贡“兰金之泥”。班固等编撰的《东观汉记·邓训传》中，还提到邓训“好以青泥封书”。东汉时期，中央朝廷甚至设有负责掌管封泥的官员，称为“守宫令”。其实，单有好的封泥还不够。北宋初年的文学家徐铉，对这种封缄行为有注解：“书函之盖，三刻其上，绳缄之。然后填以泥，题书其上，而印之也”。意思是在封泥之上，还要加盖印章。这样，要打开信札，必先毁坏盖有印章的封泥。如此一来，主人的信札更加保险，因为有印章的封泥，几乎无法伪造。

封泥的使用

田脚脚遗址出土的这枚封泥，同样盖有印章。盖章的压力，使得泥的四边略有凸起。封泥正面有四字篆文，右左循读，经云南佛教协会副秘书长刘德武释读，为“陈琮言事”。所谓“言事”，类似今天公文中的“特此报告”。但“陈琮”明显为人名，因此这应该属于一份私人信件，猜测是陈琮表示谦敬之意。这种印章上“言事”“白事”“启事”的用法，主要流行于东汉之后的魏晋时期，以晋较为常见。现在问题来了，纸张在东汉就已经发明，为什么陈琮不用纸张书信呢？换句话说，如果使用纸张，自然也不会出现这枚封泥。其实，虽然早在东汉中期，宦官蔡伦（61-121年）就已经发明改良造纸术，但纸张的大规模生产和推广，却始于东晋末年。东晋义熙九年（413年），把持朝政的桓玄颁布推广用纸的诏令，宣布以纸张代替竹简和木牍，作为公文的书写载体，纸张才得到普遍使用。又据曾参与董箐考古发掘的胡昌国老师介绍，虽然董箐电站遗址主要为南朝时期的文化堆积，但也涵盖更早一些的魏晋时期，田脚脚遗址的上限，则已达东汉晚期。因此，北盘江畔出土的这枚封泥，从时代上是吻合的。

封泥印文（胡昌国摄）

关于封泥的主人“陈琮”，在南朝宋时期（420-479年）的历史学家范晔编撰的《后汉书》上，确有关于“陈琮”的记载。大致在今天江苏省涟水县至睢宁县一带，有世宦之家“下邳陈氏”。其祖为广汉太守陈亹（wěi）。其父陈球，东汉灵帝在位时期（168－189年）曾任太尉，即掌管全国兵马。陈琮为第三代，曾任三国之一的魏国汝阴太守。汝阴位于今天安徽阜阳市一带，魏景初二年（238年）始置为郡。尽管历史上确有其人，但鉴于目前无法准确判断这枚封泥是属于魏还是晋，加上缺乏其他相关证据，因此田脚脚遗址出土封泥主人“陈琮”，与《后汉书》上记载的“汝阴太守陈琮”，是否为同一人，还需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