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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说夜郎丨“鍪”和“釜”定名存争议,但贵州拥有最精彩的一件,却当之无愧

动静原创撰文:龙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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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物立足,以史料为盾,

虎视牂牁,鹰瞵万峰,解读历史。

新中国成立前,长沙市杨家山出土一件铜器,定名“西汉杨子赣铭文铜鍪”。器高20厘米,口径14厘米,腹径25厘米。敞口,束颈,鼓腹,环耳。上有盖,盖上有衔环纽。通体素面。器盖和器身均镌刻铭文,盖沿铭文“杨冡赣家铜釜盖,并重十四斤”,器身铭文“杨冡赣家铜釜,容三斗,有盖,并重十四斤”。据湖南省博物馆出版资料,“杨冡(měng通蒙)赣家”即西汉末期长沙剌王刘建德的王后家族。当然,这不是本文探讨重点,重点是这件清清楚楚自带名称的“铜釜”,博物馆为什么要定名为“铜鍪”。

西汉杨子赣铭文铜鍪,铭文为“铜釜”

《广雅·释器》云:“鍪(móu),釜也。”颜师古注:“鍪,似釜而反唇。一曰釜,小釜类,即今所谓锅也。”也就是说,鍪属釜类,也是一种古代炊具,作用相当于小锅。通过考古发掘,鍪有一件带自名的情况,该器出土于长沙伍家岭西汉墓,口沿外侧镌刻铭文,“时文仲铜鍪一,容二斗,重六斤三两,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十月甲辰治(制)”,但此器残破严重,并不能完全复原,仅存束颈、辫索纹环耳的特征可寻。此外,还有前文我们说过广西贵港罗泊湾一号墓出土的一件“鍪”,随葬物品清单记录为“温瞀”,“瞀(mào)”即“鍪”,此器保存基本完好,形制为束颈,鼓腹,一侧环耳,另一侧有柄,柄上又立一环耳,口径10厘米。正是基于此,同贵州不同,外省的大部分学者把这种束颈、有“环耳”、鼓腹的炊器,通常定名为“鍪”。因此才会出现即使器物自名“铜釜”,博物馆却仍然将其定名为“铜鍪”的情况。这就好比笔者把赫章可乐183号汉墓出土、类似罗泊湾一号墓“温瞀”的器物,定名为“方銎柄铜釜”,是肯定存在一些争议的。

“温瞀”,广西贵港罗泊湾一号墓出土

关于“鍪”,各省出现定名不一致的现象,终其原因,和“鍪”的传播有关。据陈文领博《铜鍪研究》一文,“鍪”主要存在于战国至东汉末期,起源于巴蜀,即今四川、重庆地区,该地发现的数量也最多。秦灭巴蜀之后,“鍪”逐渐为秦文化吸收,并随秦的统一战争,向各地扩散。从目前来看,仅次于巴蜀地区的湖北、陕西、广东数量也不算少,而云南、贵州、广西等省,则属于“鍪”的外围区域。“鍪”进入不同地域的文化圈后,又不断融合,形制也不断变化,造成后人认知略有不同。不过,“鍪”作为釜的一种变体,目前主流观点认为,圜底的釜,在原有敞口的基础上口部缩小,同时颈部加长,就可以称为“鍪”。但是,口部缩小到多小,颈部加长到多长,并无标准。因此,即便遵从这个主流观点,贵州定名的一些 “鍪”,仍然存在争议。

譬如1997年仁怀市沙滩乡出土的一件“铜鍪”,敞口,粗颈,鼓腹,腹下弦纹三道。圜底,肩上有环形单耳。口径24厘米,通高22.5厘米。发掘者将其定名“铜鍪”的原因,主要基于其是“单环耳”,并且出土地靠近巴蜀。因为在战国中期四川一带的蜀人墓葬中,就出现类似的单环耳“铜鍪”,但这件器物口径较大,和贵州大部分铜釜相差无几,敞口缩小并不明显,颈部加长也不突出,再加上颜师古“小釜曰鍪”的说法,定名“铜鍪”,显然存在争议。

仁怀市沙滩乡出土“单环耳铜鍪”

也有基本无争议的。如同为遵义地区、出土于务川县大坪团坡村的一件“铜鍪”。此器通高17厘米,口径13厘米。敞口,折沿。束颈,鼓腹。圜底,底部有烟怠痕。颈腹之间有一大一小两只环耳,大耳内径2.5厘米,小耳内径1.5厘米。比务川出土这件更加“标准”的还有一件,也就是说,其口部缩小和颈部加长都更加明显。此器出土于赫章可乐277号套头墓葬中,通高10.4厘米,口径8厘米。一大一小不对称的双环耳位于长颈和鼓腹之间,位置感觉更为靠下。这种不对称双环耳的铜鍪,大约出现于秦统一中国后,也就是战国晚期。此外,赫章可乐312号墓还出土一件争议同样不大的单环耳“铜鍪”,通高9.8厘米,口径8.6厘米。从器物发展看,单环耳总体要早于双环耳,这件器物单环耳位于颈腹之间,位置居中,时代可能稍早一些。

务川县大坪团坡村出土“双环耳铜鍪”

赫章可乐277号套头墓葬中出土的“双环耳铜鍪”

赫章可乐312号墓出土“单环耳铜鍪”线描图

尽管贵州属于“鍪”的边缘地区,出土数量也不多,有些还存在争议,但却有一件鹤立鸡群,完全没有争议。并且从目前各省已经出土的“鍪”来看,无疑也是最精彩的一件。这是一件鎏金铜鍪,1978年出土于赫章可乐122号墓,青铜铸造,造型和工艺均十分考究。通高10.8厘米,口径6.4厘米,腹径9.1厘米。束颈较长,圆鼓腹,圜底。底有三短兽蹄足,足高2.5厘米,增加了器物稳定性。肩部单环耳相对比例较大,颇有战国遗风,猜测时代也较早,上限可至战国中期。整器表面通体鎏金,光彩照人。

鎏金铜鍪,出土于赫章可乐122号墓

前文我们说过,现代军用头盔的始祖“亚德里安头盔”来源第一次世界大战,灵感为铁锅套头,也就是“釜”套头。其实,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古代战士戴的头盔,秦汉以前称“冑”,之后统称“兜鍪”。“兜”就是布袋,意思是把头装进像“鍪”一样的口袋里,能起到保护头部的作用。如唐代诗人高适“兜鍪冲矢石,铁甲生风飙”;韩愈“伫继贞观烈,边封脱兜鍪”;宋朝官员华岳“壮士气虹箕斗贯,征夫汗马兜鍪湿”等诗句,都是指将士的头盔。结合到贵州出土的几件铜鍪(仁怀沙滩乡出土那件有争议的除外),口径均在10厘米左右,显然不能套头,也不适合煮鸡煨鸭,只能是“温”器,至于温什么,前文已经论述,推测就是酒。

编辑

龙菊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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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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