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身处政界，不妨把此书看作治黔史鉴；如果你是旅行者，此书可助你探究贵州文化的涓涓源流；如果你是思考者，此书将引发你对贵州的重新审视；如果你是贵州人，从书中可听到先辈筚路蓝缕创造高原文明的悠远足音。
——刘学洙
从尹珍到李端棻
讲贵州文化教育史，讲贵州人才开发史，古代不能不讲尹珍，近代不能不讲李端棻。从尹珍到李端棻，标志着贵州从儒家文化教育向开启民智的现代教育的超越。
这个历史实在绵延得太长太长。
近年，贵州出现了尹珍热。的确，尹珍是有史可征的贵州文化教育事业的第一位开创者，是贵州人引以为豪的文化先驱。
据《华阳国志》和《后汉书》记载：尹珍生于荒裔，不知礼义，乃从汝南许慎、应奉受经书图纬，学成还乡里教授，于是南中始有学焉。其实，在尹珍之前贵州教育不会是一片空白。不然，又何能产生像尹珍这样有相当文化基础的人，敢于跑到中原拜全国第一流的大师求学呢？前两年，我去正安时，曾专门去参观过尹珍讲学旧址“务本堂”，是清朝重修的。仔细了解务本堂的来龙去脉，才知道，从明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第一次重修务本堂，经康熙、嘉庆、咸丰、光绪四朝共5次重修，266年平均每50年左右重修一次。“频率”之高，说明从明清起，贵州就有过尹珍热。明清时期当局者为什么重视尹珍？从务本堂的名称，便可看出一点意图。孔子云：“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现在保存在正安的文献资料及遗存的石碑中，有明清遵义、正安等府官、县官撰写的务本堂碑记，都强调纪念尹珍是为了“尊前贤，励后学”“企先贤而兴尚友之思”。这些宗旨，是与朱元璋一开国就定下来的教育方针一脉相承的。
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朱元璋明确指示：“朕为治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对于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朱元璋更把发展教育与巩固对民族地区的统治密切联系起来。他亲自勉励进京朝贡的贵州土司官员：“今尔既还，当谕诸酋长，凡有子弟，皆令入国学受业，使知君臣父子之道、礼乐教化之事，他日学成而归，可以变土俗同于中国，岂不美哉！”明清历朝帝王，这类言论甚多。中央王朝还对贵州采取若干特殊政策，着意培养少数民族子弟，准许他们免试入学，直接保送进国学，建立府学、司学、书院，对学员补助钱财衣物，并且规定：凡土司子弟，都必须送到各级儒学学习，不经过儒学读书习礼者，不准承袭土司职务，把干部制度与教育制度结合起来。因此从建省前后到明末，贵州全省共建各类官学80所。到清代，官学、书院、社学、义学和私塾比明代更有发展。在这个历史背景下，明清时期贵州出现“七百进士六千举人”的盛况，也不是偶然的了。
儒家的文化教育和科举制度，到十九世纪最后一二十年，已经走到了尽头。戊戌维新变法前后，从贵州大山走出了一个李端棻。他属于贵州，更属于全国，属于近代改革运动。
李端棻，作为“二品以上大臣言新政者一人而已”（梁启超语），在戊戌变法中，出任礼部尚书，推荐康有为、梁启超等进入光绪皇帝的中枢班子。其人其事，许多人都已耳熟能详了。这里要特别强调：李端棻是从体制内站出来向旧体制挑战的勇者与智者。他最著名的变法主张，集中体现在他的两份奏折里，一是《请推广学校折》；一是主张改革政治体制的《变法维新条陈当务之急折》。《请推广学校折》实是近代中国教育制度与文官制度改革的大纲。其中提出的设官书局、办大学堂、设藏书楼、创仪器馆、开译书局、立报馆、选派留学生等措施，不仅为国家开辟一条区别于科举旧仕途的选人用人路线，而且引进西方新知识、新思想，开放舆论、派留学生等，实质是推行一整套开启民智适应世界进步潮流的新教育体系。正因为它符合世界潮流，所以，尽管变法失败，李端棻谪往新疆，而他的《请推广学校折》的一系列主张，仍然被政变后的朝廷和各省逐一推行，继后终于实现废除八股、废除科举。教育改革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李端棻于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即戊戌变法失败后3年，获赦回贵州，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6年。这是李端棻以其先进的教育思想直接影响贵州教育改革的6年。
李端棻回乡时，他当年的《请推广学校折》实际上已在贵州推行。省城创立了贵州大学堂，州县逐步办了中小学堂。为了培养新型师资，李端棻回乡第二年便与地方绅士集资创办了贵阳师范学堂，自己担任学堂副办。开设了日文、化学、博物、万国历史、万国地理、地文天文学、生理学、算术、代数、几何、法制学大要、国家大要、国际公法大要等课程，还聘请了两位日本籍教习讲课。在当时新思潮影响下，贵州当局还聘请李端棻为经世学堂山长（校长），这所学堂原是贵州学政严修创办的。严修是戊戌变法中李端棻向光绪皇帝举荐的新派人物之一。李端棻之所以看中严修，正是因为他早在变法前，就已在贵州开始教育改革。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严修任贵州提督学政，第二年即仿天津书局在贵阳开设贵州官书局。它比上海大同译书局还早成立一年。于是新书籍源源引进贵州。官书局还成立了《时务报》代派处，传播维新思想。严修还对贵阳原有的书院进行改造，开设了经史、时务、算学、英语、格致、地理等课程。课程中“中学”只占十分之一，而“西学”却占十分之九，目标是培养“经世致用”的新人，因此称这所书院为“经世学堂”。这些学堂培养的人才，后来许多人都成为贵州辛亥革命前后的革命派中坚分子。戊戌政变后，经世学堂曾一度停办。李端棻回乡主持这所学堂后，更注重引进新的课程，他亲自向学生讲卢梭思想，培根、孟德斯鸠、达尔文、赫胥黎等学说。他在《应经世学堂聘》一诗中云：“帖括辞章误此身，敢膺重币领群英。时贤心折谈何易，山长头衔恐是名。糟粕陈编奚补救，萌芽新政要推行。暮年乍拥臬比（臬比：坐虎皮椅，指讲学）位，起点如何定课程。”他把误人误国的“帖括辞章”“糟粕陈编”大刀阔斧革除，代之以推行新政所需要的课程，作为办学“起点”。
李端棻是贵州教育从封建制度下以培养忠君王化教育为目标，转变到中西学并举的开启民智，培养为“经世”“新政”服务人才为目标的新型教育的先导。
从此，贵州掀起一股办新学热潮。据（民国）《贵州通志》记载：自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至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前后八年中，全省共办各类学堂683所。其中包括贵州大学堂、贵州法政学堂、武备学堂以及实业学堂（蚕桑学堂、省林学堂、矿业中学堂）等。
贵州从维新运动到辛亥革命前后，往往得风气之先，出现不少在全国革命大潮中，颇不居后甚至跻身前列的新人新事，应该是与李端棻的教育改革及其思想影响分不开的吧。
·人物名片·
刘学洙，贵州文史研究馆馆员。1929年6月出生在福建福州，1946年随母到贵阳，先后任贵州日报社总编辑、社长。在他从事新闻工作的35年间，写过大量的评论、消息、通讯、散文，是贵州知名的“笔杆子”。在他主笔的8年里，用报纸记录了贵州改革开放最为精彩的一段历史。著有《贵州开发史话》《凝望山之脊》等著作。
